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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0]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143〕




[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312页,第2版(1849年)第314页)]

  他应该说:任何从事劳动的人每天的辛劳。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辛劳。”

  “商品便宜了,但它们是人的血肉造成的。”([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2页)

  使用机器的目的,一般说来,是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无论如何不是缩短工人从事这种变便宜的商品的生产的劳动时间。实际上,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缩短工作日,而在于—一凡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场合都是如此——缩短工人为再生产其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缩短工人为生产其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因而缩短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他的劳动时间的有酬部分,并通过缩短这一部分而延长他无偿地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工作日的无酬部分,他的剩余劳动时间。为什么随着机器的使用,侵吞别人劳动时间的贪欲到处都在增长,而工作日——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之前——不是缩短了,相反地却延长到了超过它的自然界限,不仅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而且总劳动时间也增加了。这种现象我们将在第三章〔144〕中考察。

  [V—196]〔145〕“但是,与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工人的辛劳也增加了。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几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页)

  [V—190]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直接降低工资,尽管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用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成年男子劳动。商品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使用新的机器时,如果大量生产还继续以旧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资本家就可以把商品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出售,虽然他是把商品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即高于他在新生产过程条件下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出售。因此,这里情况似乎是,对资本家说来,剩余价值来源于出售——对其他商品占有者的欺骗,来源于商品的价格哄抬得高于它的价值,而不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假象。由于劳动在这里获得了与同一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力,它已成为比平均劳动高的劳动;例如,这种劳动的一个劳动小时等于平均劳动的四分之五劳动小时,是自乘的简单劳动。但是,资本家仍按平均劳动付给工资。因此,少量的劳动小时[在新的条件下],等于多量的平均劳动的劳动小时。资本家对于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是按平均劳动付酬的,但是按它的实际情况,即按较高的劳动出售的,而一定数量的这种劳动等于较多的平均劳动。
  因此,根据假定,为了生产同一价值,工人只需要从事比平均工人较少的时间的劳动就够了。[V—191]所以,实际上,他花费比平均工人较少的劳动时间,就生产了自己的工资的等价物,或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他就把较多的劳动小时作为剩余劳动给了资本家;只有这种相对剩余劳动,才使资本家在出售商品时得到高于它的价值的价格余额。资本家只有出售时,才能实现这种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实现这种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并不是来源于出售,而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而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甚至当使用新机器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高于平均工资时,他能够实现超过正常剩余价值即超过同一生产部门其他资本家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余额,也只是由于工资并非按照这种劳动超过平均劳动的同一比例增加,因而剩余劳动时间总是相对增加。因此,这种情况也受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这个一般规律的支配。
  机器——一旦被资本主义使用,已经不再处于其原始阶段,大部分已经不再只是比较有力的手工业工具——必须以简单协作为前提,而且简单协作(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146〕对机器说来,比对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来说,是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因素,在工场手工业中,简单协作只表现在实行简单的倍数原则,也就是说,不仅把各种不同的操作分配给各种不同的工人,而且也有人数比例,即把一定数量的小组工人分配到各种操作上,而每一个这样的小组工人都从属于某一种操作。
  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最发达的形式即机械工厂中,主要的是许多人在那里制作同一的产品。这甚至是它的基本原则。其次,机器的使用最初是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作为自己存在的先决条件的,因为机器本身的制造——从而机器的存在——是以充分实行分工原则的工场为基础的。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机器本身的制造才在采用机器的基础上——在机械工厂中完成。

  “在力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制造厂展示了有许多等级的分工;锉刀、钻头、车床各有其相应技能的工人。但是,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人的技能现在却被刨床、切槽床和钻床所代替,而切削金属的车工的技能却被自动车床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第1卷第30—31页)

  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分工在机械工厂内部重新出现,虽然规模很小;另一方面,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机械工厂又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最重要的原则废除了。〔147〕最后,机器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领域的数量。
  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从而也在于把大量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的水平,或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
  [V—192]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它们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这里已不用说在机器的真正工作部分(即直接用机械或化学方法加工原料的部分)中起作用的力学定律的运用了。但是,上述增加生产力,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形式的特点在于,所使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在它被使用的这一形式上是劳动产品,例如把水变成蒸汽时就是这样。在动力,例如水,是自然形成的瀑布等等的地方〔顺便指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法国人在18世纪使水产生水平作用,而德国人则总是造成人工落差),〔148〕把水的运动传到机器本身的媒介,例如水轮,就是劳动产品。而直接加工原料的机器本身也完全是这样。
  因此,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中的简单协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机器具有价值;它作为商品(直接作为机器,或间接作为必须消费掉以便使动力具有所需要的形式的商品)进入生产领域,在那里,它作为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而起作用。机器和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一样,把它本身包含的价值加到产品上,也就是说,它使产品由于加进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变贵。
  因此,虽然我们在本章中专门考察可变资本和它自身赖以再生产的那个价值量之间的比例,换句话说,就是耗费在某一生产领域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因而我们有意识地不考察剩余价值和不变资本以及和预付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但是,机器的应用,迫切要求在考察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同时,也考察资本的其他部分。的确,下述原则,即使用提高生产力的手段能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从而也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则的依据是,由于应用了发明,使生产力提高了,即同等人数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这样商品变便宜了,因而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但是,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结果,只是靠更大量的投资,靠消费已有的价值,靠加进某种[新的]因素,因而,这种因素按自己本身的价值额增加了产品即商品的价值量。
  首先,拿原料来说,自然,无论用什么方法对它进行加工,它的价值仍然和原来一样,也就是说,仍然和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价值一样。
  [V—193]其次,使用机器会使一定量原料所吸收的劳动量减少,或使在一定劳动时间内转化为产品的原料数量增加。如果考察一下这两个因素,那么,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不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它代表较小的价值量,它比较便宜。但是,这种结果,只有通过商品——以机器形式存在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加进产品中去一一的工业消费才能够达到。
  可见,不管是否使用机器,原料的价值仍然不变,而一定量原料转化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随着机器的使用而减少了,因此,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变便宜,只取决于唯一的一种情况;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能力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入商品[价值]的机器的价值,要小于(即等于较少的劳动时间)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而这后一种价值等于劳动能力的价值,它的使用量由于应用机器而减少了。
  随着机器脱离自己的幼年时期,在规模上和性质上不同于它们最初所代替的手工业工具,它们日益增大和昂贵,需要更多的劳动时间来进行自身的生产,提高了自己的绝对价值,虽然相对说来,它们变得便宜,就是说,效率高的机器按它的功效来算比效率低的机器便宜,也就是说,生产机器本身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在增长程度上远远小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量。但是,无论如何,它的绝对价值却不断提高,因而它把绝对增大的价值加进了它所生产的商品,特别是同手工业工具,或者,甚至同机器在生产过程中所代替的简单的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具相比较。
  因此,要使借助于较昂贵的生产工具生产的商品,比不用这种工具生产的商品较为便宜,要使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就需要具有两个条件:
  (1)随着机器功效的增长,随着它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使一个工人可能完成许多工人的工作的程度,用机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的量,从而商品的量,也增加了。因此,再现机器的价值的商品的量增加了。
  机器的总价值只是在机器作为劳动资料参加生产的那些商品的总量中再现出来。这种总价值在单个商品之间分为相应的部分,单个商品的总和构成商品的总量。因此,这个商品总量越大,在单个商品中再现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就越小。尽管机器同手工业工具或简单劳动工具之间存在着价值差额,但是,由于机器价值分到产品即商品的一个更大的总量上,加进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能力的价值部分。
  花费同一劳动时间将1000磅棉花加工成棉纱的纺纱机,再现在1磅棉纱中的只是它的价值的11000,而如果在同一时间内,它只能将100磅棉花加工成棉纱,那么在1磅棉纱中再现出来的,是它的价值的1100。所以,在后一种情况下,1磅棉纱本身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包含的劳动时间多9倍,价值大9倍,贵9倍。[V—194]因此,只有在可以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机器才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应用。

  [V—201]〔149〕“只有在使各个小组的工人都能充分工作并带来巨大成果的企业中,才有可能实行分工和使用大功率的机器。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大,用于工具和机器的相应支出就越小。如果两台功率相同的机器在同一段时间内进行生产,一台生产10万米布,而另一台生产20万米同样的布,那么,可以说,第一台机器比第二台机器昂贵一倍,第一类企业使用的资本比第二类企业多一倍。”(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34页,[Zh.68])

  [V—194](2)早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手工业等中一样,劳动工具(以及劳动条件的其他部分,例如建筑物)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或者作为劳动资料直接进入劳动过程,或者作为完成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劳动条件(例如建筑物)间接进入劳动过程。但是,这些劳动工具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它们在劳动过程中被用掉的那一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们的交换价值是同它们的使用价值一起在劳动过程中被耗费的。它们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保存下来,这个时期包括一系列劳动过程,它们在这些劳动过程中反复地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服务,也就是作为新的劳动的劳动资料不断反复地为加工新的材料服务。作为这种劳动资料的劳动工具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这种或长或短的持续时期的末尾才被耗费掉;在这个时期内,同一劳动过程不断反复出现。因此,劳动工具的交换价值只有在商品,总量中才全部再现出来,劳动工具从进入劳动过程到离开这个过程的整个时期都是为生产这些商品服务的。所以,加进每一单个商品中的,只是劳动工具价值的一定的相应部分。如果一种工具能用90天,那么,每一天所生产的商品中再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工具价值的190。在这里,有必要在想象中进行某种平均计算,因为工具价值只有在它被全部耗费掉的那些劳动过程的整个时期内才能完全再现出来,因而,工具的全部价值只有在工具参加这个时期生产的商品总量中才能完全再现出来。因此,要计算出,工具的使用价值平均每天都有多大的相应部分被耗费(这是假定),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生产的产品中再现出工具价值的多大的相应部分。
  由于使用机器,劳动资料具有巨大的价值量,而且表现为庞大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的上述差别日益增大,并且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特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安装着能使用12年的机械织机的工厂中,机器等的磨损在一天的劳动过程中是很小的;因此,在单个商品或者甚至在全年的产品中再现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很小的。在这里,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大量地进入劳动过程,而资本的这部分只有相对来说很小的一部分在这个劳动过程中耗费掉了,即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因而作为价值的一部分再现在产品之中。因此,不论进入劳动过程的机器以及同它一起被利用的建筑物等等所表现的价值量多么大,同这个价值总量相比,其中进入每天的[V—195]价值增殖过程,从而进入商品价值的那个部分相对来说是很小的,它使商品相对地变贵,但并不显著,而且比机器所代替的手工劳动使商品变贵的程度要小得多。所以,同样,不论用于机器的资本部分,和用于把这些机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的活劳动的资本部分相比是多么大,如果把再现在单个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和同一商品消耗掉的活劳动相比,这个比例仍然是很小的。机器和劳动加进单个产品中的价值部分,和原材料本身的价值相比,也是很小的。
  只有使用机器,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才有力量使代表大量过去劳动的产品(即巨大的价值量)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使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而进入在单个劳动过程内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只是它们的相应的较小部分。以这种形式进入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过程的资本是大量的,但是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它的使用价值被消耗和用掉的部分,从而应该补偿的价值部分,是比较小的。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是全部地发挥作用,但是,它加进产品的价值只是它在劳动过程中丧失的那一部分,而丧失的这种价值取决于机器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磨损的程度。
  可见,要使较昂贵的工具生产的商品比那种较便宜的工具生产的商品便宜,或者说,要使机器本身包含的价值小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就要具备(1)和(2)两项所列举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条件,这些条件可归结为以下要求。第一个条件——这就是大批生产,它取决于一个工人在同一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的商品数量比他不使用机器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大多少;换句话说,取决于机器取代劳动达到何等程度,即取决于用于生产既定数量产品的劳动能力的数量是否己缩减到尽可能达到的程度,机器是否已代替了尽可能大量的劳动能力,以及用于劳动的资本部分是否比用于机器的资本部分相对地小。第二个条件是,不论包含在机器中的资本部分多么大,再现在单个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即机器加进单个商品的价值部分,仍比包含在同一商品中的劳动和原材料的价值部分小,这是因为在某一既定的劳动时间内,机器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它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却只是比较小的部分。机器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始终只是机器总价值的某一相应部分。
  因此,必须修正李嘉图的下列批判:

  “李嘉图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机器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上。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如果我们说的是一现袜子——,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袜子也织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Zh.13])

  [V—196][在使用机器时]用于原材料的资本部分,同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相比,比在简单分工时增长得无比迅速。此外,这里还要加上用于劳动资料、机器等等的新的和较大的资本量。因此,随着工业的进步,资本的辅助部分〔150〕与它用于活劳动的那一部分成比例地同时增长。



  [V—197]当新机器在使用它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以前,采用新机器的初步结果之一是,延长那些仍然使用旧的不完善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尽管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是高于自己的个别价值,即高于它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量出售的,但仍然是低于同类产品过去的、社会的、一般的价值出售的。由此可见,减少了的是生产这种特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那些使用旧生产工具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因此,如果[现在]再生产出这种工人的劳动能力需要10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么,他在10小时内生产的产品已不再包含10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在新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可能只包含6小时。因此,如果他劳动14小时,那么,他这14小时就只代表1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14小时内,只有1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得到实现。所以,他的劳动产品也只具有10小时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如果工人独立地劳动,他就必须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如果他作为雇佣工人,从而必须提供剩余时间,那么,凡是在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情况下,资本家所以能够取得平均剩余劳动,只是由于工人的工资降低到过去的平均水平以下,这就是说,在工人的已经增加的劳动时数内,他自己占有的部分更小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效率提高,而是因为效率变得更低;不是因为工人在较少的劳动时间内制造出同量的产品,而是因为归他所有的那一部分产品的数量减少了。
  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

  “根据贝恩斯的计算,建成一座头等棉纺厂,并装备机器、蒸汽机和煤气锅炉,用款少于10万镑是不行的。一台100匹马力的蒸汽机带动5万个日产62500英里的细棉线的纱锭。在这种工厂中,1000个工人纺出的棉线相当于不使用机器的25万个工人所纺出的棉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伦敦版第75页,[Zh.23])〔151〕

  在这种情况下,[用于一个工人的]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被节省下来的250个工人的劳动,而是来源于代替他们的一个工人的劳动,不是来源于被代替的25万个工人的劳动,而是来源于1000个在业工人的劳动。实现在剩余价值中的正是他们的剩余劳动。机器的价值并不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它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机器在它被使用以前,在它进入生产过程以前具有的这种价值,是它作为机器加进产品的唯一的价值。资本家购买机器时支付的,就是这种价值。
  假定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售,那么,资本通过机器和通过使用可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降低单个产品价格的一切其他组合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就仅仅在于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变便宜了,因此,劳动能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只是作为包含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从而[V—198]在同样长的总工作日内,剩余劳动时间延长了(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引起变化的情况,将在下面谈到)。上述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其结果是有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并且普遍地减少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因为,根据假定,机器生产的商品总是进入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但是,这一点,即没有给资本家个人带来特殊利益的一般的结果,对于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促使他使用机器的动机。
  第一,机器的应用,不论是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例如在纺纱业方面).从而首先使某种工业部门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还是使从前只是以分工为基础的某种工场手工业发生革命(如像在机器制造厂中那样),最后,也不论是用更完善的机器把以前的机器排挤掉,还是将机器的应用推广到某一个工厂中以前未采用机器的局部操作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机器的应用,使仍旧受旧生产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了,也使他们的总工作日延长了。
  但是,另一方面,机器的应用,却使新采用机器的工厂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缩短了。如果在采用机械织机以后,手工织工的两个劳动小时,只等于社会必事劳动的一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还没有普遍采用机械织机织布以前,使用这种织机的织工的一个劳动小时,将会大于必要劳动的一个小时。它的产品比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这就等于简单劳动自乘了,即在这种劳动中实现了更高质量的织布劳动。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下面这个范围内的:采用机械织机的资本家,尽管出售一个小时的产品时低于从前一个劳动小时的水平,低于它以前的社会必要价值,但却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即高于他自己用机械织机制作这种产品所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因此,工人为了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只要从事较少时数的劳动就够了;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随着他的劳动在同一部门中成为较高质量的劳动而按同一程度缩短了;因此,他的一劳动小时的产品出售时,就可能高于旧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的工厂中两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如果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保持不变,还是那样长,那么,在这里,剩余劳动时间就增加了,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甚至在工资提高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始终必须假定,在新的情况下,工人为了补偿自己的工资,或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不需要耗费和从前同样大的相应的工作日部分。当然,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只是暂时的,一旦机器在这个部门普遍应用,使得商品价值重新归结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但是,这样同时又刺激资本家采用日益翻新的小改进,使他使用的劳动时间高于同一生产领域内的一般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无论在什么生产部门使用机器,并且不管机器生产的商品是否进入工人自身的消费,情况都是这样。
  第二,从普遍的经验中可以知道,一旦机器开始被资本主义应用——即一旦机器摆脱它们最初在许多部门出现时所处的发展的幼年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们只是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效率较高的形式,不过,后者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还是[V—199]由独立的工人及其家庭来使用的——,一旦这些机器作为资本的形式成为同工人对立的独立的权力,绝对劳动时间即总工作日,不是缩短,而是延长了。我们将在第三章〔144〕中考察这种情况。但在这里应该指出其要点。在这里必须把两个因素区别开来。第一:工人所处的、而且使得资本家有可能强制延长劳动时间的新条件。第二:促使资本这样做的动机。
  关于第一点。首先——劳动形式改变了,劳动看来很容易,工人的全部肌肉力以及技能都转移到机器上了。由于肌肉力的减轻,劳动时间的延长起初在体力上还不是不可能的。而由于工人的技能已转移到机器上,工人的反抗遭到破坏,现在工人失去了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还占支配地位的技能,他们不能奋起抵抗,而资本则能以非熟练的,因而也更受它支配的工人来代替熟练工人。其次,现时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进入[生产过程]的新的一类工人,改变了整个工厂的性质,而且就其天性来说,在资本的专制面前是比较顺从的。这个因素就是女工和童工。一旦工作日由于习惯被强制延长,那就会像在英国一样,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工人才能重新把工作日恢复到正常界限。因此,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它的自然界限——夜工,是工厂制度的结果。

  “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贫民习艺所〉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11页.[Zh.23])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这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他喜欢使用己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糊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的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根源。”(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上述引文的作者菲尔登说:

  “随着机器的改进,工厂主的贪欲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要求自己的工人付出比他们可能承担的更多的劳动。”(同上,第34页.[Zh.23])

  对别人劳动(剩余劳动)的贪欲,并不是使用机器的人的独特本性,它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因为现时工厂主正处于追求这种欲望的有利地位,所以他们贪得无厌,是很自然的。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动力,如果它来源于人(甚至来源于牲畜),那么,从身体上说只能在一天的一定时间内发挥作用。蒸汽机等则不需要休息。它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工作。
  但是,这里还应加上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特别刺激上述欲望的特殊情况。
  [V—200]机器等等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这个时期内,为了生产新的商品,同一劳动过程不断地反复进行。这个时期是根据对机器总价值向产品转移所作的平均计算来确定的。通过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就可以缩短用总产品补偿投在机器上的资本的时期。假定按每天劳动12小时计算,这个时期是10年。如果工人每天劳动15小时,即工作日延长14,那么,一周就延长了工作日的112,即18个劳动小时。按照假定,一周包含90个劳动小时;1890是一周的15。这样一来,10年就可以节省15即2年。因此,投在机器上的资本经过8年就可以得到补偿。如果在这个时期内,机器实际上已损耗,那么,再生产过程就会加速;如果不是这样,而机器还能使用,那么,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比率就会增大,因为后者继续进入劳动过程,但是不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因此,即使剩余价值没有增加(由于延长劳动时间,它一般来说已经增加),这种剩余价值同投资总额的比率,即利润[率]也增加了。这里还应当加上这样一种情况:在采用新的机器时,会不断地进行改良。因此,在机器的周转期结束之前,即它们的价值再现于商品价值之前,往往是大部分旧机器或者部分地贬值,或者变得完全无用。它们的再生产时期越短,这种危险就越小,资本家就越是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收回机器的价值之后,使用新的改良的机器,并廉价出售旧机器,而别的资本家使用这种旧机器仍有利可图。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较小的价值量进入他的生产。(关于这一点,在探讨固定资本时,还要更详尽地考察,也要引用拜比吉的例证。)〔152〕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机器,而且也适用于作为使用机器的结果和条件的全部固定资本。
  但是,对资本家说来,问题决不是单纯地为了要尽可能快地收回投入固定资本的价值量,防止它贬值以及重新使它处于可供支配的形式,而首先是使用这种资本来赢利——这种数量很大的资本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一旦资本与活劳动的接触中断(对活劳动来说,它就是固定资本),它作为交换价值就会损失,而作为使用价值就变得无用。由于投入工资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尤其是同固定资本相比大大减少,由于剩余价值量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同一时间内使用的工作日日数,而利润取决于这种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因此利润率就下降了。当然,制止这种下降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尽可能地延长绝对剩余劳动,从而把固定资本变为获取最大限度的无酬劳动量的手段。如果一个工厂停止生产,那么,工厂主就认为工人偷窃了他的东西,因为在固定资本中他的资本取得了直接索取他人劳动的形式。所有这一切,西尼耳先生曾十分天真地表达过。他早在1837年就认为,[V—201]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工作日——因而绝对劳动时间——必须不断增长。
  西尼耳在引用尊敬的权威人士阿什沃恩的话时说:

  “世界各地的棉纺织厂和其他企业之间到处存在的劳动时间的差别,来源于两个原因:(1)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工作日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纳·戚·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结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1页,[L.XI,4])

  随着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的不断增加,
  “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唯一手段。阿什沃思先生告诉我:‘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同上,第14页)。〔153〕

  工人使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要知道,机器之所以存在,在机器上之所以投入这样大量的资本,恰恰是为了通过这一资本来榨取工人的劳动。工人一离开厂房,实际上就是对价值10万镑的资本犯了大罪。

  因此,最初实行了夜工,后来“我们的工厂通常每周开工80小时”([L.XI,5,Zh.23])。
  “一台蒸汽机或别种机器,每天只工作几小时或每周只工作几天,这就损失了功率。如果它们整个自天工作,那就会生产得多一些,如果日夜生产,就会生产得更多.”(让·古·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48页)
  “生产网布的第一批机器很昂贵,最初的售价是1000镑到1200镑[或1300镑].这些机器的所有主认为,机器生产的产品是多些,但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时间限定为8小时,所以他们在产品的价格方面不可能同旧的生产方式竞争。这个缺点是由于最初购置机器时花费了大量资本造成的。但是,工厂主很快就发现,只要使用原来的同一资本,而稍微增加一点流动资金,他们就能使这些机器一昼夜工作24小时。”(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79页)
  [V—206]“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材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64页)〔154〕

  总之,延长劳动时间的好处就在于:节约了用于建筑物和机器的追加开支。
  [V—201]第三,一旦机器的应用缩短了生产同一商品的劳动时间,就会使这个商品的价值减少,使劳动效率更高,因为这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产品量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只影响正常劳动的生产力。而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仍然表现在同一个价值量上。所以,一旦竞争把用机器生产的商品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水平,机器的应用所以能够增加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V—202]利润,只是由于商品变便宜而使工资价值或劳动能力价值即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减少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不延长工作日,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所谓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实现的,这时,每一分一秒都充满了更多的劳动;劳动强度提高了。由于采用机器,不仅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质量)提高了,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劳动量也增加了。时间的间隙由于所谓劳动紧凑而缩小了。因此,一个劳动小时所提供的劳动量,可能等于完全不使用机器或使用不那么完善的机器的平均劳动条件下的64个劳动小时的劳动量。
  在已经采用机器的地方,由于对机器进行改良,同所生产的商品量和同所使用的机器数量相比,工人人数减少了,而与此同时,在使用已改良的机器的情况下,代替一个或两个工人的一个工人的劳动增加了,也就是说,只有在机器迫使工人增加自己的劳动和使他每一分一秒更紧张地劳动时,才能使一个工人完成以前两个或三个工人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同一劳动小时内,劳动能力被更快地消耗掉了。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工厂工人状况报告的起草者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关于劳动量随机器的改良而增加这一点说了些什么。劳动的这种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必须跟上机器的更快的速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作业量增大了,例如,走锭精纺机的纱锭数增加了,再加上使用的是双排纱锭,或者,一个织布工人要看管的不是一台而是两台或三台机械织机。

  “同30年或40年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让儿童照看的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Zh.23])

  这是1836年的情况。约翰·菲尔登本人就是工厂主。
  阿什利勋爵(现在是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他于1844年3月15日所作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演说中确认: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同上,第6页)“1815年,工人——按12小时工作日计算——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必需步行8英里。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但是,照看走锭精纺机的工人所消耗的劳动量,不仅限于行走。他们还要做许多事情。1835年,一个纺纱工人每天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一个工作日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1],一个纺纱工人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根据有经验的纺纱工人提供的报告,一个工人在同一段时间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V—203]每个工作日内牵伸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同上,]第6—7页)
  “我这里有一份22个曼彻斯特纺纱工人签名的文件,他们证实20英里是他们必需步行的最低限度的距离,同时他们断言,这一距离通常还要大得多。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向我提供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它的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此外,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加工起来更困难.”(同上,第8—9页)
  “在梳棉间,劳动量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工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量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绞,1843年达到21000绞。1819年,机械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因为现在对所完成的工作要更加细心和更加注意。”(同上,第9页)

  〔当机器使某个工厂主有可能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时,下面这种说法(即说明甚至在这时剩余价值也是来自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它本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也是适用的:”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川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提高商品的货币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而不管其他商品是否涨价。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49—50页)(此书作者是马尔萨斯主义者〔155〕。)〕

  工厂视察员报告表明,在(截至1860年4月为止)受工厂法约束的、从而每周工作时间依法缩短到60小时的工业部门中,工资不是降低而可以说是提高了(如果以1859年同1839年相比);而在下述工厂中工资无疑降低了,在这些工厂里当时

  “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劳动尚未受到限制”。

  这里指的是

  “印花厂、漂白厂和染厂中的情况,直到1860年,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仍然和20年以前一样,这些工厂的受工厂法保护的工人往往被迫一天劳动14或15小时”。[2]

  在第一类[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中,生产比以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同时,工厂主的利润也增加了,工厂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明。

  “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特别是在既定时间内提高机器速度方面。这种改进以及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在较长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一样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10页。并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30页及以下几页)

  [V—204]尽管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缩短了工作日,却没有减少英国工厂主的利润,这种现象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1)因为英国的一个劳动小时超过了大陆的一个劳动小时,前者是比后者更复杂的劳动,也就是说,英国工厂主同别国工厂主的关系,就像采用新机器的工厂主同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关系一样。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得到的劳动最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60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72—80小时的工作日。而且英国的运输工具使工厂主几乎在厂内就可以把商品交给铁路托运,在厂内几乎就可以直接装船出口。”(《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第65页)

  (2)因缩短绝对劳动时间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劳动时间的浓缩得到了补偿,所以,现在一个劳动小时实际上等于65个劳动小时,或者还要多些。正如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出一定界限(工作日的自然界限)就会遇到自然障碍一样,浓缩的工作日也有自己的界限。因此,现在工厂在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约束下所实现的劳动量,能否在比如说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始终以相同的劳动强度提供出来,那是大可怀疑的。

  “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

  (不愿意在本厂使用两班各工作半日,即6小时的13岁以下的童工。)

  “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把一种捻线机平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去完成了……半目制在一定程度上剌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第42—43页)。

  不管怎样,缩短绝对劳动时间的这一结果向我们表明,工厂主怎样想方设法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它还向我们表明,机器不仅使单个工人有可能完成许多工人的劳动,而且还把他必须完成的劳动量增大了,这就使他的劳动小时具有较高的价值,并从而相对地减少了工人自身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V—205]如上所述,这是通过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和增加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工作机的台数而实现的。这部分地又是靠改变产生动力的机器的结构达到的,由于这种改变,重量相等的机器在费用相对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推动更多的机器,并且速度也更快了。

  “因此,官方报告揭露的事实证明: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虽然按马力计算需要同过去一样的人手数量但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完成的劳动量增加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20页)
  “霍纳先生在他的截至1852年10月为止的报告中……摘引了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的来信,信中解释了蒸汽机最新改良的性质,由于这些改良,同一发动机在燃料消辑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做更多的功…… 并且在这封信里说:‘不大容易提供确切的材料,来说明同一些发动机经过某些改良或全部改良后所做的功增加的情况。但是我确信,如果能够得到确切的报告,那么,结果将会表明,由蒸汽机推动的并且重量和过去相同的机器,现在比以前平均至少多做50%的功…… 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
  霍纳(《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的报告别指出产在1838年的报告中,列举了蒸汽机和水轮机的数目及其马力。那时所列的数字对于实际利用功率的估计,比1850年或1860年报告中的数字要准确得多。在这些报告中,所有关于发动机和水轮机的功率的材料,都按额定马力计算,而不是按实际利用马力或可能利用马力计算。100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由于锅炉容积和结构等,能比以前发挥大得多的功率。所以,现代工厂蒸汽机的额定功率只能当做可以计算出实际功率的指数。”(同上,第13、14页)

  第四,机器体系代替简单协作
  正如机器体系消灭或改变了发展为分工的协作一样,它在许多场合下也消灭或改变了简单协作。例如,当需要同时使用许多工人的收割、播种等等作业被播种机或收割机代替时,就是如此。当压榨机代替脚来压榨葡萄汁时,情形也是一样。当蒸汽机被用来将建筑材料提升到建筑物顶部或所需要的[V—206]高度时,也是这样。

  “兰开夏郡的建筑工人的罢工(1833年)引起了蒸汽机的奇妙的应用。现在,后者在某些城市中被用来代替手工劳动,用来把各种建筑材料提升到要使用它们的建筑物的顶部。”([塔夫内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第109页)

  [V—206]第五,为了抵制罢工等等和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而发明和应用机器。
  罢工大部分是为了阻止降低工资,或者是为了迫使提高工资,或者是为了规定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同时,这里的问题总是关系到限制绝对的或相对的剩余劳动时间量,或者关系到把这一剩余时间的一部分转给工人自己。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棉纺业中的走锭纺纱机、梳棉机,取代了手摇并纱机的所谓搓条机(在毛纺业中也有这种情况),等等,——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
  [V—207]同样,正是
“在这种专制的联合会〈即工人联合会〉压力的影响下,才发明了印染和洗涤纺织品的自动装置”。

  (这里指的是使用蒸汽力推动的雕刻滚筒的印花业;借助这种滚筒,可以同时印出四到六种颜色的图案。)
  在谈到新式织机的发明时,尤尔接着说:

  “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他们已被从侧翼包围,现代机器战术使他们的防御手段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142页)

  [V—206]发明这些新式机器的结果,或者是使以前的劳动成为完全多余的(例如,由于发明走锭纺纱机,纺纱工人就成为多余的了);或者是减少所需要的工人的数目,以及使新的劳动比以前的劳动简化(例如,使用精梳机,梳毛工的劳动被简化了)。

  “棉纺织工业中最常见的罢工原因,是采用改良的机器,尤其是扩大走锭纺纱机,结果,一个纺纱工人看管的纱锭数不断增多…… 工厂主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这种改良机器时,同自己的工人商定,减少单位产品的工资,不过,由于机器功率的提高,他们的周工资不致减少,而得到提高…… 但是,这种契约却给未使用这种改良机器的那些工厂的厂主和工人带来损失.”([塔夫内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第17—18页)
  “1829年发生了大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某些工厂主安装了一些有400—500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由于有了这些机器,在这些机器上操作的纺纱工人虽然生产一定产品量得到的工资只是以前的34[3],但是,他们挣得的工资至少和在旧机器上操作的工人所挣的一样多。这次罢工使21家工厂停工,并使1万人失业达6个月之久。”(同上,第19页)
  “海因兹和德勒姆公司(约克郡西部)工人的罢工(1833年),是发明梳毛机的原因,这种机器完全代替了在这次罢工中带头闹事的那一伙人的劳动,这种机器给予他们的组织以致命的打击。”([同上,]第61—62页)
  [V—207]同样,”蒸汽的应用是人力的对头”(彼·加斯克尔(外科医生)《手工业工人和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页)。
  “工人人口的过剩使工厂主有可能降低工资的水平,但是,他们深信,在工资的任何一次大幅度降低后,紧接着就会由于罢工、长时间停工以及面临的其他重重困难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即使改良机器能使生产增加两倍,并且不需要增加工人,他们也宁愿放慢这种改良的进程。”(同上,第314页)〔156〕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粗工六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

  在谈到”铁人”(自动走锭纺纱机〔157〕)时,尤尔说道:

  “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尤尔《工厂哲学》第2卷第140页)]
  ”扩大纺纱机规模的需要,即工联的决议所引起的这一需要,不久前激起了从未有过的发展力学的强烈愿望…… 厂主把自己的走锭纺纱机的规模扩大一倍,就可以除掉那些不太好的或反叛的工人,而重新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这就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同上,]第134页)

  这种手段的目的在于:

  “提高每个纺纱工人的工资,或者至少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过同时减少生产同一商品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结果,留用工人生活宽裕,而大批工人却受穷。”(同上,第133—134页)
  “铁人是……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
  “完全依靠手工劳动的先前的工厂主,周期地遭到自己的工人的反抗精神所带来的直接的重大损失,后者利用行情特别不好的时机,提出自己的要求…… 迅速来临的危机阻碍了工厂事业的发展,但是,蒸汽及其在机器生产中的应用,使事变的进程立即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第34—35页)

  [V—208]第六,工人要求享有因采用机器而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果实。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企图分享改良机器而藐得的利润……他们因为缩短了劳动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建立产业改良税。”(《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Zh.68])
  “按厂主可能得到的利润来调整工资的原则,即要求在机器改良的情况下付给劳动以较高报酬的原则,是决不能接受的。何况,这一原则决不会只限于某一种利润。例如,1824年8月7日染色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在标语牌中宣称:他们的主人因提高染色的价格而得到的,要比工人所要求增加的相应数额高得多…… 这样一来,工资就完全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它或是吞没利润,或是变为利润税。”(同上,第43—44页)

  第七,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废料的利用等等。如果借助机器能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最后阶段就可以制造出更多的产品。
  劳动的连续性总是随着机器(一般说也就是固定资本)的应用而增大。
  其次,机器向一些工业部门提供更丰富的劳动材料,对于这些工业部门说来,这种机器的产品就是原材料。例如,18世纪手工织布工人常常苦于无法获得他要加工的材料(棉纱)。由于这种原因,经常发生长时间的停工,使他们陷于“贫困”。

  “现在,由于改进纺纱机而得到的好处,不在子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在于市场通常供应不足,以及棉纱生产不断增长可以使工人做全日工。”(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第27页)

  采用机器的主要结果之一是:

  “在同一部门中可以经常做全日工。”

  对于自己劳动的小业主说来,这就使他有可能做全日工。对于资本家说来,这就使他可以迫使别人做全日工。[Zh.23—24]
  这里,纺纱机解决了向织工供应棉纱的问题,而1793年(康涅狄格州的)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则解决了向纺纱工人供应棉花的问题。种植场主有足够的黑人来大量种植棉花,但是,要把棉纤维和棉籽分离开则感到人手不足。因此,这种情况大大减少了所生产的原料的数量,而且提高了比如说一磅棉花的价值。

  “把一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平均需要一个工作日…… 惠特尼的发明使他的这种机器的所有者用—个工人—天就可以把[100]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有更大的提高。”〔158〕

  [V—209]在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形。

  “对印度说来,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孚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是掉在地上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人手,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年7月22日)
  “使用普通的手工轧棉机[Churca],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使用福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两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孟买商会1859—1860年年度报告》第171页)”16台〈上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推动,每天能轧一吨棉花,也就是完成以前750人一天平均的轧棉量。”(《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1年4月17日在技艺协会所作的报告别〔159〕

  使用机器可以加工那些用手工加工效果很差的材料。

  “对便宜商品的需要〈约克郡西部的毛织品),给予这种生产以强大的推动力,而这种生产的节约,主要不是靠改良机器和节省劳力,而是靠使用劣等毛纤维和废毛料,后者用大功率的机器重新加工成原来样子的毛,然后或是再加工成织造低级呢绒用的毛纱,或是掺入新羊毛,加工成织造较高级呢绒用的毛纱。这种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英国那样盛行,虽然在比利时也相当普遍。”(《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第64页)”
  大量节约材料,也屡见不鲜;例如,从使用手斧劈木板过渡到用锯来锯木板,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自然的要素所完成的工作如此便宜,以致许多本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现在却引起注意,因为目前赋予它们一种价值形式会是有利的。”(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72—73页)

  其次,大规模生产时产生的废料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本身可以很容易地重新成为农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交易品。
  [V—210]第八,代替劳动。

  “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彼·库斯托第绵,1803年米兰版第158[—159]页,[Zh.15])

  这一点适用于机器,同样也适用于简单协作和分工。制造一种产品使用”更少的人”和”更短的时间”,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可以做他以前在两小时内所做的工作,那么,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以前两个人所做的工作;而以前完成这项工作,却需要两个同样时间的工作日。因此,缩短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一切手段,同时也就使生产同样成果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减少。在使用机器时,是仅仅在上述工人人数减少的程度上有差别,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斯图亚特(詹姆斯爵士)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说:
  “我把机器看做(潜在地)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第1卷[第1分册]第19章[第123页])〔160〕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同上[,第122页])

  [……]
  [V—211]〔161〕机器、建筑物等等在不使用时的花费。有一个纺纱厂主,他的棉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全部开工,约需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130包美国棉花。他曾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诉苦说〔162〕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约为6000镑(每周约合120镑)。他指的首先是同我们这里无关的(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些固定的开支,即地租,这是一笔最大的固定开支项目,无论机器是否开动都要交纳(在上述场合,地租=2450镑),其次,是保险费(在上述场合,工厂和机器的火灾保险=477镑;生产过程中的棉花的保险费为123镑)J这笔财产的税款〔根据1861年统计,工厂和机器的税款(包括济贫税在内)为310镑〕;再次,是经理、会计和经纪人的薪金(在上述场合为625镑),接着是看门人、守夜人、工程师和临时修理机器的工人的工资(250镑,这种修理机器的临时工作属于机器保养费;还有,用于厂房取暖和临时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150镑),最后“机器的折旧费”(1200镑,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关于最后一项花费,这位兰开夏郡的纺纱厂主指出:

  “许多人可能以为,既然工厂和机器停工,它们就不会磨损……这里所说的价值的补偿,不包括一般的磨损,这类磨损囱每个工厂主在他的工厂开工时常备的机工修配组修复,如把刀再磨快。这里指的是有时不可能修复的那种磨损,例如拿刀来说,这种磨损会使一把刀最后弄到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磨了。’[4]这里所说的还包括对这样一些损失的补偿,这些损失常常是由于旧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造成的。由于这两个原因,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工厂的机器设备至少每15年或20年就完全更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期间内,发明也没有停止,并总是在遇到困难时获得新的推动.同样,天气和自然破坏力并不因蒸汽发动机停止使用而不发生影响。”

  这个家伙说:

  “毫无疑问,许多工厂主拥有可供使用的雄厚储备,但是,大多数兰开夏郡工厂主却没有闲置资本。平常他们一获得利润,立即就用来扩充自己的工厂和购置机器,所以,他们通常感到流动资本不足,而不是有余。”(《泰晤士报》1862年11月26日第12版)[5]



  [V—212]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163〕(从日内瓦版翻印)。
    “新资本            旧资本
    (1)机器         (1)工人生活资料基金
    (2)机器年保养费     (2)工具及其保养费
    (3)原料         (3)原料。”

  〔不言而喻,新资本中也有用于工人生活资料基金的支出。舍尔比利埃在这里谈的,只是被机器代替的那些工人的生活资料基金。〕

  “在这两栏中,不应把看管和控制机器运转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计算在内。旧资本同它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按正比增加.如果使用一定数目的工人时这一资本为100,那么,工人人数增加一倍,它就变为200.新资本则不受这种增长规律的支配,因为用于机器所使用的动力的费用,同这种机器代替的工人人数相比,并没有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按比例增长.因此,在工人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新资本无论怎样超过旧资本,这种超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量的方面总是落后,即赶不上机器所代表的和机器所代替的工人人数增长的比例。一台代替两个工人的机器,也许昂贵一些,要是代替4、10、20个工人,机器就变得越来越便宜了。这种有利的结果,只是在拥有大量已积累的资本时,即在这一资本足以装备用来代替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机器和足以储备与这些工人相适应的原料数量时才能取得。这里正如在某种新的分工的情况下一样,节约又同追加资本的提前实现联系在一起。财富的任何积累事都为加速进一步的积累提供手段。”(同上,第[28]—29页)

  〔第一,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时,必须考虑资本积累的条件。在这里,应当指出,正如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又是积累的原因。
  第二,机器或者是实际代替一定数目的工人,即取代他们的位置(这总是发生在这种场合:此项劳动不是新开始的,而且从前不是用机器完成的),或者是潜在地代替某一数量的工人,这一数量将是我们取代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例如,当我们说,要生产出棉纺织工业今日的产品量,需要成百万的工人(见霍吉斯金的著作)〔164〕,这时我们指的是取代机器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而当我们说,由于使用动力织机,某一数量的织布工人被抛向街头,这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时,指的是被机器代替的工人。这是很大的区别。机器一旦被用做某一生产部门的基础(而且已不再有来自工场手工业的竞争),机器就只是随着自己的改良而把工人排挤出去。但是,生产是在机器己实行某些改良而这种改良尚未达到更高程度的基础上扩大的。
  例如,如果过去在手工织机上操作的是10个人,现在在动力织机上操作的是20个人,如果一台动力织机代替10台手工织机,那么,这20个人生产的就等于以前200个人生产的。但是,这20个人并没有排挤即没有取代这200个人。第一台动力织机排挤了10台手工织机[和9个工人]。但是其余19台动力织机上有19个人在劳动。因此,不能以不采用动力织机[要完成新的生产量]会需要200个工人为理由,断言生产力[的增长]使180个人被代替。只是生产力增加了9倍而已。
  如果发明了一种新的动力织机,在这种织机上10个人可以做旧织机上20个人所做的工作,那么,这20个人就被10个工人所代替,也就是说,有10个人被抛到街头。如果这种动力织机的台数又增加到20台,那就又要有20个人来操作,而按照过去的规模[要完成新的工作量]则需要40个人。如按照最初的规模,就需要400个工人。但是,并没有400个人被代替,这些人从来没有存在过。第一台动力织机排挤了10台手工织机,第二台只排挤了两台[最初的动力织机]。因此,生产力增长的比例是20∶1。
  可见,不管怎样,生产力增长了19倍。如果在所有部门中都取得这样的发展,那么,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就会缩短1920。因此,如果原来这需要[12个小时中的]11个小时,那么,现在则需要1120小时,而他所余下的全部工作日,即11920小时,则属于资本家了。但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不是均衡的和普遍的。
  其次,必须注意下列情况:剩余劳动量不取决于机器所代替的工人,而取决于机器所使用的工人。舍尔比利埃恰恰忘记了这一点。机器的生产率(以及机器的便宜),不仅取决于它所代替的工人人数,而且取决于劳动中它所辅助的工人人数。或者,这些说法在[V—213]一定意义上是一样的。〕
  〔一旦机器劳动缩短了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就可能发生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商品进入工人的消费。那时,撇开我们以前曾谈到过的情况〔165〕,可以用于生产不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劳动量,即用于生产代表剩余劳动的商品的劳动量增加了。可能产生人数更多的上层阶级的基础扩大了,同时这个阶级的享受也随着扩大了。但是,可能产生人数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基础也扩大了,即活材料的量也增长了,上层阶级就是靠这种活材料竭力劳动而生长起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上述商品不进入工人消费,那么,或者是[上层阶级的]享受变得便宜,或者是劳动被游离出来而投入使用它的新领域。〕
  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价值在已生产的商品总量中的分配〔166〕
  不变资本就其价值的相对量(与总资本成比例)参与利润率的决定来说,在考察剩余价值本身时完全不应该考虑在内。因此,无论是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部分里,还是在论述协作、分工等部分里,我们是把它作为无差别的量C来考察的。〔167〕而在考察机器时,我们却不得不专门研究不变资本。不过这丝毫也不矛盾。这里应该指出以下两个因素:
  (1)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在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即这些商品的价值或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减少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a)包含在生产商品所消费的劳动资料和原料(如果有原料的话)中的过去的劳动时间;(b)最后追加的活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借助这些劳动资料而实现在这种原料中的劳动。
  旨在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减少商品价值的一切方法,都不影响进入生产的原料的价值(至多在劳动的规模扩大时,原料得到节约)。因此,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考虑进入商品价值中的这一部分过去劳动。上述一切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对过去劳动发生作用的活劳动。
  这样一来,我们要考察的,只剩下过去劳动中由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例如建筑物等等)构成的部分。这部分过去劳动在简单协作'和分工的条件下并没有增加。(相反,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由于它们的集中和共同使用而变得便宜了。)但是,在使用机器时,事情却不同了。这时出现了某种特有的情况。在这里,活劳动的减少是建立在这部分不变资本的革命上的,粗略地说,就是复杂的、大型的和昂贵的生产工具代替了简单的便宜的生产工具。因此,如果商品由于使用机器而变贵的程度,同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加速[生产过程]和减少[在不变资本上]追加的活劳动而变便宜的程度一样(或更大一些),那么,商品的价值就不会降低。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降低了,正是因为另一部分提高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没有减少,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没有[发生变化]。由于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不变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革命上的,与其他方法不同,所以这一点在这里应当特别加以考察。如果对这个问题作最一般的考察,那么它可以这样来解决: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总量[V—214]大为增加,以致分摊到每一单个商品上的机器、建筑物以及为机器工作所必需的辅助材料的价值组成部分(损耗部分),比用旧的方法即用手工劳动和旧的手工工具生产同一商品时要少。而要实现这一条件,又取决于下列情况;
  (α)取决于单个工人在某一既定时间内,例如在一个工作日内,使用机器可以生产的商品量
  (β)取决于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如果上述比例己定)操作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越多,全部机器中分摊到每一个工人身上的价值部分就由于工人人数多而相应减少;
  (γ)取决于机器参加劳动过程的时期和机器参加价值增殖过程的时期之间的差别。例如,如果一台机器的寿命为15年,那么,在这15年中,每一年它都全部加入劳动过程,而每年加入价值增殖过程的却只有115。因此,商品形式的年总产品本身所包含的无论如何不15会超过机器价值的115
  (2)一个问题是不变资本以怎样的程度影响利润率(这就是撇开预付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职能来研究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价值比率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变资本的一定形式(机器等),以怎样的程度减少单个商品的价格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这两个问题有着很大的差别。当然,这两个问题就其内容说来,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同一现象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商品是怎样变便宜的〔以及它一旦进入工人消费,劳动能力又是怎样变便宜的),即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过去劳动和活劳动)总量是怎样减少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资本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和价值比例的革命,怎样影响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利润率)。对后一个问题的研究,要以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以及流通过程)的存在为前提。研究第一个问题的前提无非是我们关于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和由此而产生的劳动能力价值的规律,以及剩余价值和劳动能力价值之间的比例的规律。
  (3)把生产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问题,一方面同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比例问题混淆起来,另一方面又同资本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价值比例和量的比例问题混淆起来,是造成重大错误的根源。
  首先,主要的错误。如果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会知道,生产某一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工人生产这种变便宜的商品所要花费的总的时间延长,这决不是矛盾的。相反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确实是不可理解的矛盾,因为他们认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不是为了缩短工人为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是为了缩短工人完全作为自己工资的等价物而必须付出的劳动时间。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一方面用机器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解释利润,另一方面他们(西尼耳〔168〕等人)又证明,似乎应用机器就一定要延长这种劳动时间。
  第二,至于谈到工人本身的劳动时间,那么,他的有酬劳动时间[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变便宜]因而缩短了,而无酬劳动时间却延长了。这一结论[V—215]根据下述情况就可得出:包含在某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及其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比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资本家把某种商品卖得便宜一些,那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在商品上得到的利润减少了,实现的剩余价值减少了。情况往往正好相反。对于这一点,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不应把单个商品,而应把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总量看做资本的产品
  在工厂制度的条件下绝对劳动时间的延长。〔169〕
  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体系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特点而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形——也占统治地位。
  主要之点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不是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在机器的基础上所使用的劳动。
  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每一单个工人的被剥削率,或分摊到单个工人一个工作日上的剩余劳动量,第二,受这一资本剥削的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采用机器,减少了后一个因素的作用,却增加了前一个因素的作用。采用机器,使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但是,却使一定资本在同一时间内剥削的工人人数减少了。由此可见,同一个方法,既有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趋势,同时又有削弱对剩余价值量也起决定作用的另一因素的相反趋势。
  如果20个工人每人劳动12小时,其中2小时构成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量=2×20=40劳动小时(=3个12小时工作日再加4小时)。如果10个工人每人劳动12小时,其中4小时构成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同以前一样=40小时。但是,6个各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的工人,却只创造36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同一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下雇用20个工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雇用6个工人,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
  以机器为基础的剥削的这种对抗趋势,会促使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例如,如果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14小时,其中8小时是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就=6×8=48小时。
  使劳动时间绝对延长,使绝对剩余劳动增加,使工作日延长的上述原因,是资本家及其辩护士所完全没有认识到的。一旦机器生产由于竞争而充分地推广和发展,利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就降低到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水平,因而资本家已不可能再把这种差额据为己有,这时,就会看到这种现象。
  [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延长工作日的]上述动机,同由机器和建筑物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殖完全无关,这个增殖的动机更容易觉察,直接存在于资本家及其辩护士的意识之中[6]
  这种动机很简单,而且对一切剩余劳动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当耗费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资本量达到巨大数额时,它却有了特殊的意义。
  首先,不管是劳动12小时还是24小时,在机器和建筑物上并不需要追加开支;但是,如果要同时吸收更多的劳动,那么,建筑物、机器[V—216]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产生动力的那些机器,就必须增加。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使商品变便宜,因为,不管是通过大量工人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并排劳动而使机器价值在空间上分配到大量的劳动上,或者这一点是在时间上实现的,也就是同一数量的工人在同样一些机器上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劳动24小时,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建筑物作为生产条件实际进入劳动过程,不管是12小时,还是24小时,它的绝对的再生产时间都大体保持不变。
  机器本身的再生产时间不是随它的有效服务时间的延长而按同一程度缩短的。
  但是,它的价值的再生产时间却是按同一程度缩短的。由于所有这一切,在某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得到的利润增加了,一般说来,利润是根据某一定流通期间内,例如一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计算的。
  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减低了,因为[机器和建筑物占]不变资本的绝大部分。
  最后谈到的这一切看法属于利润学说。
  机器代替劳动工具。
  这里应当指出,机器不仅代替了活劳动,而且还代替了劳动者及其手工工具。当然,手工工具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缝纫机代替一般缝纫劳动的场合就是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是代替,而是原来的劳动工具又重新出现在机器本身上,尽管这些工具的数量无限增多,它们本身在机械构造上多少有些变化。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工人的集结
  以后我们将更详尽地研究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出现的,既不同于简单协作,也不同于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那种协作的特点。〔170〕
  在这里,首先应当指出,发达的机器——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以工人集结在同一个地点,以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这种集中是机器生产的条件。(见摘自莱文斯顿著作的引文〔171〕
  产生动力的机器,以及分配和传送这种动力的传动机构,变得相对便宜了,并且它们越是运用于更大的机器体系,就越是便宜。同样,用于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监督等等的费用,简言之,用于大量工人共同使用的、他们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劳动条件的费用,也相对地降低了。同时工作的机器体系必须有同时工作的工人大军来相配合,这部分地是为了实现机器体系所特有的特殊分工,部分地是为了实现它所特有的简单协作制度,实现对完成同种作业的许多工人的同时使用。因此,虽然一定量资本使用的工人人数,以及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减少了,但在单个资本家指挥下同时工作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在空间和时间上协同动作的工人的集中扩大了。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资本采取了巨大数量的社会财富(虽然也是属于单个资本家所有)的形态,这种财富形态与单个人可能具有的工作能力和生产率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同样,协同动作的工人体系也采取了大规模的社会结合的形式。
  [V—217]劳动的浓缩〔172〕
  如果用字母V表示可变资本,C表示不变资本,x表示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再假定全部不变资本都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并且要考察的是绝对剩余价值,那么,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C+V+x。
  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决不会使这个公式发生任何变化。换句话说,这种方法不会提高总产品的价值。不变资本C可能增长,因为原料量从而原料价值增长了,同时机器的价值也增长了。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变资本C的价值是不变的。它只是再现在产品中。x也同样不变。可变资本V在劳动过程中转换为V+x,其中V代表V所体现的劳动时间,而x则代表超过这一时间的余额。V+x代表总工作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不会改变这个工作日。或者,换句话说,这些方法无论怎样增加在一个工作日内生产的产品量,它们的价值不会增大,虽然由于产品变便宜,从而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资料变便宜,在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划分上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个工作日中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价值可能增大:可以把更多的棉花等加工为纱,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同一时间消费的不变资本更多了。)
  不过,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它的发生仅仅与机器劳动有关。这就是劳动的浓缩,或者是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强度——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在某一特殊生产领域达到异常的程度并成为劳动的完全固定的特征,以致一个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一个比较松弛的劳动小时+x。从一定的时刻起,在外延量上有所得,必然会在内含量上有所失。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这些情况下,以强度代替数量,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抽象议论。在存在上述事实的地方,完全可以用实验方法对它进行检验。例如,常有这样的情况:工人在身体上不能在整整一周内有规律地在12小时中[每小时]完成他现在在10小时或1012小时中[每小时]所完成的同等数量的劳动。由于劳动浓缩程度提高,其中包括更大的注意力,神经更加紧张,同时体力上也更加紧张,于是,就有必要缩短正常工作日或总工作日。随着要看管的机器的速度和规模(数量)这两个因素的增长,必然出现一个转折点,达到这一点,劳动的强度和长度就不可能同时增长,而是必然会互相排斥。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绝对劳动时间缩短了,剩余劳动不仅仍能保持不变,而且还能增加。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也就是由于决定相对剩余价值的那个一般规律的作用;其次是,因为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现在被看做它本身那样的劳动小时,也就是说,它的产品例如=以前的生产方式下112个松弛的劳动小时所生产的价值。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在这里不是什么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某种特殊生产领域中通常的、一般的规律——,现在它被看做它实际上是的东西,即被看做是较大的劳动量,是不同于较松弛的劳动时间的浓缩劳动时间。当劳动的强度和绝对劳动时间的长度同时增加时,工人不仅过度地劳动,而且是加倍过度地劳动,然而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却没有被当做这样的小时来看。只有在提高了的劳动强度表现为劳动延长的现实的、明显的和既定的界限时,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这正说明,为什么随着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实施,不仅在实施这一法令的英国工业部门中生产率提高了,而且这些部门所创造的价值量也增加了,甚至工资与其说下降了,[V—218]不如说也提高了。〔173〕
  不言而喻,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例如,在考察上述事实时,必须考虑到离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对象很远的许多情况;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例如,自从发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174〕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以来,世界市场扩大了,需求也增长了;恰恰是在发生上述现象的这个时期,原料(棉花)等供应的价格低廉和数量巨大,对这些工业部门中的个别工业部门产生了影响;最后,还有这种d情况: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但是,英国的工厂报告不顾这一切而一致证实了以下两个事实:(1)自从实行十小时工作日(随后改为1012小时工作日[每周前2五天])法以来,机器上的细小的和局部的改进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多、更经常;(2)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的速度和数量使他消耗更多的精力和肌肉力。
  其次,这些报告毫不怀疑其他两个事实:(1)没有十小时工作日法,不限制绝对工作日,工业生产中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剥削工人的外在极限的必然结果;(2)如果没有已经达到的工艺发展的高水平,同样,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已达到的现阶段所普遍拥有的辅助资料,上述实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会那么快就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如果一切工业部门都受到[对工作日长度的]这种限制,而且劳动强度都同样顺利地获得了同样的提高,那么,这种强度就会被看做是常规,而不是某一特定劳动部门的特点。那时就只会确立起新的平均正常工作日。总工作日就会缩短,各个不同生产部门中的总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剩余劳动时间也同样会(平均说来)缩短。(英国长度为1012小时的工作日,不仅生产效率较高,而且可能包含相当于真斯科棉纺织厂24小时劳动的劳动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使劳动时间浓缩,或使一定时间内提供的劳动量增加,例如,使1个小时或12个小时内实际完成的劳动量增加。实际上,这等于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增强单个工人劳动的连续性(只是指单个工人劳动的连续性,而这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即同生产过程在全部时间内的不断进行无关)。即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也会造成上述劳动强度,这正像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监工的鞭子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样。这种强度通过协作,特别是通过分工,更多的是由于机器而更加提高了;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单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活动是同统一整体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并受这一活动制约的,单个人只是整体的一个环节,这个整体如在机械工厂中那样,是以死的自然力即某种铁的机构的有节奏而均匀的速度和不知疲倦的动作而工作着。在这里,某种一定的平均劳动强度——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实际劳动量——,而且是比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或只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强度相对说来更高的强度〔虽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实际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说来是总的前提。当人们谈到作为工人劳动尺度的时间和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这种强度对所有劳动来说都是前提。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不是这一点。
  同样,这里谈的也不是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的更高的(或不同的)效率问题,这种效率取决于通过分工和手艺的传承而达到的技能等等,或取决于靠机器提高产量的程度。这两方面都关系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过实际劳动量事实上仍然不变,而(在机器生产条件下)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V—219]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劳动紧张程度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的问题,这样,在同一时间内不仅生产的东西更多了,而且付出的劳动也更多了,耗费的劳动力更多了,并且超过了平均程度,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对劳动时间的长度实行限制,这种紧张程度已经提高的劳动才能正常地逐日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创造着相对剩余价值,而且创造着绝对剩余价值,在这种强度成为普遍的强度之前,一直是这样。不过,这同样要以普遍缩短工作日为前提。
  可是,劳动强度也像劳动长度一样有自己的界限。而这种界限表现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只有通过缩短长度才能提高。因此,例如,假使10小时是一个正常的平均工作日,并且具有相应的劳动强度或劳动时间的浓缩程度,以及每时每刻所提供的相应的劳动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使劳动不是更紧张而是更有成效的一切发明,就只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果由于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劳动时间再一次浓缩,结果在同一时间内不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且劳动量也增加了,那很快就会达到总工作日必须再度缩短的时刻。
  只是由于资本无耻地、肆无忌惮地贪求骇人昕闻地超越劳动时间的自然界限——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也不知不觉变得强度更大和更加紧张——,这种情况迫使甚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也不得不为正常工作日的长度强制规定硬性的界限(其中主要推动因素,自然是工人阶级本身的反抗)。这种情况初次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经历了它本身的粗野时期、躁动时期并建立起自身物质基础的时期。资本通过使劳动更加浓缩的办法来回答对劳动时间的这种强制限制,而劳动浓缩本身到一定时刻又会导致绝对劳动时间的新的缩短。这种以提高劳动强度来代替松弛劳动的趋势,只有在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才会出现。这是社会进步的一定条件。这种办法也为工人创造了自由时间,而且一定劳动的强度,决不排除另一方面活动的可能性;相反,可以反过来表现为休息。因此,[缩短工作日的]上述过程——如统计学所证明的——对于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的状况,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175〕
  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已经一再指出,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商品从而劳动能力是按其本身的价值来支付的,我们只是从这一基础出发来考察剩余劳动的变化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到由竞争造成的工资的实际削减等问题。例如,由于加班加点,不用增加工人人数就可以增加劳动供给,或者,一部分工人加班加点,而另一部分工人完全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工。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劳动供给过剩,而且,这种由于另外一些工人过度劳动而造成的失业工人的劳动供给,又总是会使工资(其中也包括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
  另一方面,这也是英国受工厂法约束的那些部门中工资提高而不是降低的原因之一。因为,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了,而且,按照资本家的看法,这种需求的增加幅度还要更大得多,结果,对劳动的需求也就增加了,而这种需求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靠人为地增加劳动的供给而得到满足,或者说,这种需求对工资的影响,已经不可能靠这种人为地增加劳动供给来消除。
  人手的供给大大地减少了,这部分地也是由于从英格兰向外移民,部分地是由于爱尔兰人大批向外移民和爱尔兰发生瘟疫。〔176〕



  [XIX—1159][7]可以从非工厂劳动领域中举出伦敦的缝纫业作为劳动浓缩的例子。在一年的几个月内,不但工作日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而且要狂热地赶着做活。[8]在一年的其他时间内,工人大部分完全没有工作或工作很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工资,不是由这个劳动兴旺时期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按平均劳动时间计算,因此,[在劳动浓缩和延长的月份内]这样得到的工资,就占了全年工资的很大部分。在这里,劳动的浓缩是同工作日的延长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全部这种劳动时期不超过例如几个月或几周。这是对劳动进行剥削的最可怕的形式之一。狂热的劳动时期之后,往往是经常没有多少活干和失业。

分工和机械工厂。工具和机器〔177〕


  “在谈到[动植物的]较低级器官时,我指的是执行各种特殊职能的区别不大的器官;因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60年伦敦版第149页])

  分工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同类用途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孔工具、破碎工具等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只要想一想,例如刀所获得的无穷无尽的不同形式就会清楚了,为了每一种特殊的使用方式,它都要具有造于这一特殊目的,而且是专门适于这一特殊目的的形式!同一种劳动,更确切些说,为了生产一定产品即特殊商品而竞相使用的不同种劳动,一旦分配给不同的工人来做,那就会发现,完成这些不同种劳动的难易程度,取决于过去执行不同职能的工具是否有一定的改变。究竟应该在哪方面进行这种改变,则要根据经验和由于形式不改变而造成的特殊困难来确定。可见,劳动资料的这种分化、专门化和简化,是与分工本身一起自然产生的,并不要求预先认识力学的规律等等。达尔文对生物的器官专门化和分化的问题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见上面引文)
  分化就是形式的区别和这些形式的固定化。专门化就在于,仅仅适合特殊用途的工具,只有掌握在本身已被分化了的那种劳动的手中,才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无论是分化或是专门化,本身都包括工具的简化,这种工具现在应该是只完成某种简单操作和同类操作的手段。
  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这种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XIX—1160]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拜比吉的下列意见是正确的:

  “如果由于分工,每—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那么,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

  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的,不仅是“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而且还有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即分工导致了这些简单工具的创造。
  就像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中一样,在英国的力学中,可以遇到这样一种观点,即机器与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而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或者说,两者只有简单机器与复杂机器之分〔178〕。从这种意义上说,甚至机械的要素形式,如杠杆、斜面、滑轮、螺旋、楔、轮子等,也被叫做机器。
  但是,在上述引文中,拜比吉并不是从这种意义上把“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叫做机器,他所说的,不是刚才列举的那些机械的各种要素形式的简单组合。几乎没有一种简单工具不是由几个这样的形式组合而成的。相反,拜比吉在这里所说的,是所有这样一些不同工具的结合即组合,例如,是在同一种商品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用来完成不同的独立操作的,因而由不同的工人使用的那些工具的组合。并且他所说的是,由一个发动机推动这一整套工具,而不论这个发动机是什么样的:是人的手和脚、畜力、自然力,还是自动机(机械动力)。
  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机器与工具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畜力、机械力等等,总之,是异己的(不是作为人的特性而为人所固有的)自然力。根据这种观点,例如,普通的犁是机器,而珍妮机、走锭精纺机(用自动机械推动的走锭精纺机除外)、缝纫机等机器,以及最复杂的机械织机,如果是由人本身推动的,就都不是机器。
  首先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区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在当前的场合,所说的正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
  从历史上看,必须区别向机器劳动过渡的两个阶段。
  机器决不是到处都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决不是到处都从把生产一定的商品的劳动分解成由不同的个人分担的各种手工劳动这一点产生的。对机器来说,这仅仅是两个出发点之一。第二,机器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这些工具在城市工场手工业繁荣时期所获得的进一步发展,最多只不过是为数很多的这些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工人一起,集中在一个场所,并采用简单协作的形式;在那里,生产费用的降低,主要有下列原因:(1)由于资本强制工人服从的纪律;(2)由于共同利用像建筑物、工具等这样一些一般的劳动条件;(3)由于大量采购原材料等等。
  通过上述不同途径产生的机器的两个典型例子:
  一方面,是从最古老的劳动工具(虽然逐渐地经过某些改进)中产生出纺纱机和织布机,而无须任何进一步的分工把这些工具所完成的操作分得更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分工,是指作为工场手工业基础的那种分工,而不是指把某一部门分成各种独立的手工业的那种划分。(就后一种意义来说,如织造业就有很细的分工。)
  另一方面,是利用机器制造机器本身。[XIX—1161]这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以分工为基础的最完善的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并以这种工场手工业作为自己的基础,就像制造纺纱业等等中的机器以这种工场手工业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样。
  从历史上看,工业的变革起源于第一个例子中所说的机器。在使用机器生产商品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利用机器生产机器本身的需要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是很自然的。
  在用脚的动力推动轮子,用轮子推动纱锭的脚踏式纺车上,直接与羊毛这种材料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即纱锭,具有独立的存在,它实际上是一种与接受动力的轮子不同的工具。开毛和把羊毛捻成线,实质上也就是纺纱,原来是用手进行的,并且只有在这些手工操作完成以后,羊毛才被绕在线轴上。从工具本身承担了以前用手完成的操作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工具本身开始纺毛,即同一动力既推动轮子,同时又让工具本身纺毛,而工人的作用因而简化为推动轮子,调整并照看由工具所进行的纺毛过程(例如接断纱),——从这时起,脚踏式纺车便转化为机器,虽然是转化为手工业机器,即在手工业范围内采用的机器,也就是单独一人能够操作的机器,它最初还可以在手工业作坊中,或在家庭劳动中,或在农民家中(作为农业人口的副业)使用。从这时起,纱锭的数量也增加了;虽然工作机本身仍然由人力来推动,但是,不论是这种力的传送方式,还是机器中这个夹持材料和改变材料形状的部分的直接动作,与工人的体力、他的技巧,与那些在工具承担操作以前要用工人的手作中介来完成的操作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相反,在这里,工人的手只是用来纠正工具的差错。工具变成了纺工,而推动轮子的同一动力则把进行“纺纱”的运动传给机器的工作部分。因此,产品的量与作为动力的脚的体力强度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另一方面,手虽然在事后从事操作,但不是介入操作。在这里,大量的纱锭同时参与纺纱过程。因此,劳动工具本身现在是由同一动力推动的、许多原来独立的纱锭的组合。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工业革命,正是起源于同加工的材料直接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的变革,并且为把每台走锭纺机上安装的纱锭数量从6个增加到1800个铺平了道路。在脚踏式纺车时期,只有个别的技术能手(一些奇人),能够双手纺纱。只是在大量的这种机器,这种机器的组合开始用水推动,进而用蒸汽推动以后,纺纱机才得以完善起来。依靠机器体系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结合,只有在整个机器体系由一台自动机推动的机械工厂中才得以完成。
  但是,工业革命首先涉及到的是机器上进行工作的那一部分。动力在这里一开始还是人本身。不过,以前需要由技术能手运用工具来完成的那些操作,现在是这样来完成的:把直接由人的最简单的机械动作(转动手柄,踩动轮子的踏板)所产生的运动转变成工作机的精细运动。
  [XIX—1162]自从人对生产的直接参与仅仅在于作为简单的动力起作用的时候起,所要完成的工作的原理便开始由机器来决定了。现在有了机械,而动力以后可以用水、蒸汽等来代替。
  继这第一次工业大革命以后,采用蒸汽机作为产生运动的机器,则是第二次革命。
  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而仅仅着眼于动力,那就会恰恰忽视在历史上曾经是转折点的东西。
  很久以来,人们就拥有了牲畜这种活的自动机。利用牲畜作为拖拉、搬运重物、乘骑和运输等等的动力,比人使用大多数手工工具要早。因此,如果以此作为决定性的标准,那么机器在西徐亚人[9]那里似乎比在希腊人那里更为发达,因为西徐亚人至少是更多地采用了这种活的发动机。用来使被加工的材料产生某种机械变化的劳动工具,最早是以牲畜为动力,如犁,只在很晚的时候才以水(在更晚的时候才是风)为动力,如磨。第一种形式是文明的很早阶段就已固有的,那时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而仅仅达到了手工业生产。同样,水磨也没有引起工业革命,在中世纪,水磨与手工业生产共存,而晚些时候又与工场手工业等共存。的确,利用水力来推动一定的机构,作为一条特殊的原理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后来出现的工厂称为”磨坊”现在在英国还用磨坊[mill]一词来表示工场和工厂。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最简单的机械操作——待加工材料的破碎问题,在一种情况下是指[谷物的]磨碎,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指[土壤的]疏松。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取代了以前的工具的那些机器,无论取代的是手工业生产的工具,还是工场手工业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机器中改变材料形状的那个特殊部分,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以前的工具构成,即由镜子、针、锤、锯、刨、剪刀、刮刀、梳子等等构成,即使这些工具由于要作为机构的各个部分来起作用而在形状上发生变化,情况也是如此(但用于产生运动,用于移动位置的那些机器,也就是铁路和轮船等运输用的机器则是例外)。它们的主要区别,或者在于:以前曾是独立的工具,现在仅仅作为一整套同类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起作用,或者在于;随着动力功率的增大,现在的工具获得了大得无比的规模。而任何一种机构的本来的任务,始终只是改变由动力产生的初始运动,把它变成与一定的劳动目的和把动力传给工作机相符合的另一种形式。

  “织造的机器:总的来说,它们类似普通的织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由同时开动的许多织机组成的。它们只不过具有用来摆动筘或综片,投梭和打纬的特殊装置。那个把纬纱从经纱中穿过去的梭子,很久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太大。形状基本上仍保持原样。”(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79、280页])〔179〕

  [见波珀著作,同上,第1卷第104—110页]:

  “最早是把谷物粉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采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样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研碎比捣碎更好。因此,人们使杵在自内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样杆上,并由人来转动,和我们现在用的咖啡磨差不多一样。手磨就是这样发明的。开始是由女奴隶来磨,后来是由农奴来磨。以后,人们把杵做得更重,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幢牛以及驴子套在辗杆上。这些牲畜被蒙上眼睛不断地转圈,以转动磨碎谷物的杵。这样,就有了[XIX—1163]马拉磨(用役畜、驴拉的磨[molae jumentariae,asinariae]),其效率比手磨高。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杵有了更为合理的、最初是圆锥形的形状,杵在其中旋转的臼也变得更为方便了。以后.人们把杵改成大而重的圆柱形石块,它在另一大石块上转动,以磨碎谷物。上面的石块称为上磨盘,下面的石块称为下磨盘。在圆柱形的上磨盘中央有一个孔,谷物从孔倒入,在上磨盘与下磨盘的表面之间磨成粉……
  水磨是米特拉达佛、尤利乌斯·凯撒、西塞罗时代发明的(这些水磨是从亚洲传入罗马的)。第一批水磨是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前不久,在罗马的台伯何上建成的。维特鲁威描述了其中一台……
  齿轮和传动装置与水轮的轴相联,把水轮的运动传到磨碎谷物的磨盘上。”(波珀,[同上])

  犁完全不包含新的原理,而且根本不能引起工业革命。它完全适合于小生产的范围。在这里,牲畜的作用和以前一样,是搬运和拖拉重物,也就是作为活的动力。牲畜和人一样,其活动有随意性,而人早已学会使牲畜的意志服从人的指挥。单是由于地形造成的困难,活动就是不规则的。人不仅要经常驾驭牲畜,而且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帮助牲畜,例如在大车陷入泥里出不来的时候。动力和工作机的结合也同样不包含新的原理。把键牛或马套在犁上,或者套在大车上,是同样容易的。在单纯采用畜力的情况下,随意运动的原理仍然占主导地位,纯机械动作隐藏在随意运动的外表之下,因而不引人注意。然而,例如在磨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牲畜被蒙住眼睛牵着或赶着绕圈行走。在这里,运动已经表现为反自然的,并且形成有规律的机械的路线,形成圆圈。对于新、老农民来说,正如冯·哈勒先生在其《国家学的复兴》〔180〕[1816—1834年]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牲畜表现为“助手”而决不是机械。牲畜一般只是人的最古老的工具,杜尔哥就曾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181〕。蒸汽犁不仅要求有大规模的农业,而且要求有平整的土地,正如机车要求有路轨一样。
  相反,可以被看做是最先应用机器原理的劳动工具。在中应用机器原理,要比在纺纱机和织造的机器等等上容易,因为机器的工作部分本身,即用来克服阻力和夹持加工对象的部分本身,一开始其动作就与人手无关,并且不需要人进一步干预。无论我把干燥的谷物用杵在臼内捣碎或者研碎,手在这里仅仅起简单的动力的作用。在发现研碎比捣碎更为有利,也就是说,旋转运动比上下运动更为有利之后,人们逐步弄明白:杵不一定要用手直接抓住,在杵与手之间可以装上一个使杵旋转的装置。随着杵的体积与重量的增加,就要对杵施加更大的力量,曲柄的尺寸也增大了,逐渐变成了辕杆,辕杆先是由人推着转动,后来由牲畜推着转动。当然,与此同时杵和杵在其中转动的臼的形状也改变了,但是,经历了很长时间,臼和杵才被两块[圆形]石头所代替,其中一块在另一块的上面转动;并且经历了更长时间,这个运动才由水的自然降落来产生。随着水磨的建造,力学原理——应用机械动力并利用机械装置来传递这一动力——才真正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应用,因为水轮(水落在它上面),水轮的轴(它通过齿轮和传动装置系统将运动传给磨盘),包括了机械运动的完整体系。
  [XIX—1164]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磨的历史可以研究力学的全部历史。
  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找到按一定顺序相继采用的,而在很长时间内又是同时并用的所有种类的动力:人力、畜力、水力、船磨、风磨、马车磨(磨装在马车上,靠马车的运动来带动,在战争等时候使用),最后是蒸汽磨。
  同时,在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从罗马时期由亚洲传人第一批水磨时起(奥古斯都时代以前不久),直到18世纪末美国大量建造第一批蒸汽磨为止,经历了极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的进步只是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的大量积累,而且这一进步的成果在以后也只是被零散地利用,并没有推翻旧的生产方式。从单个的机器发展到机器体系,即几台磨用同一个动力来推动,这一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这部分地是由面粉磨坊作为农村副业的性质本身决定的,部分地也是由产品的性质决定的。在美国佬的国家里,面粉贸易第一次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
  在罗马[波珀在上述著作第1卷第110页中指出],水磨还是一种例外的现象。

  “目前,还不是所有的手推磨和马拉磨都被水磨所代替。”(同上)

  在536年(贝利萨留时期),出现了第一批船磨。水磨从罗马流传到其他国家。[同上,第111、112页]
  从磨的历史还可以探索机器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以前与磨碎谷物本身分开并且成为独立工序的工作,后来开始用同一个动力来完成,从而与磨碎工作在机械上连成一体。

  “最初人们没有想到把面粉与谷皮或麸子分开。后来人们用手摇筛子筛净磨碎的谷物。很久以来,磨碎的谷物一从磨盘底下出来,就收集在一个特殊的箱子里,这个箱子后来称为筛粉箱。以后,在这些箱子里装上筛子并且构成这样的装置:筛子能够由曲柄带着晃动。这样一直持续到16世纪犁,在德国才发明了真正的细磨细罗装置,在这种装置内装有拉成筛子形状的网,靠磨本身而发生震动。细磨细罗装置的发明,使得有必要生产一种特殊的织品,即以后由工厂生产的所谓罗底布。”

  〔这就是机器的采用和改进如何引起社会内部新的分工的例证。〕
  [……]
  [由此可见,]在罗马帝国存在的初期,水磨就从小亚细亚传入了罗马;从那时起,磨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中世纪。手磨、畜力磨和水磨。(凤磨是10世纪或11世纪德意志发明的。只是从12世纪起,风磨才开始广泛应用。在16世纪中叶以前只是使用凤磨。)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德意志贵族,然后是牧师们,竟把风宣布为自己的财产。在1159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把磨宣布为自己的特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扩大到空气。老爷们的特权磨或强制使用的磨。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182〕。但是,德意志基督教老爷们却说:“在农奴劳动的时候要把一块大木板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让他们不能伸手把面粉送到嘴里”。〔183〕
  水磨的唯一改进:很久以来,面粉一从磨盘底下出来,就收集在一个特殊的箱子里,现在在这种箱子里装上手摇筛子(以前人们用它来筛磨碎的谷物)并使筛子能够由曲柄带着晃动。
  16世纪。16世纪初期:拉成筛子形状的网,细磨细罗装置,靠磨本身而发生震动。
  16世纪上半叶,风磨在荷兰非常普遍。它们从德意志的风磨变成荷兰的风磨。在这个世纪的中叶,荷兰人已经应用风翼来抽水。风磨的活动顶盖。磨的石头建的台基。可以立刻停止磨的工作的制动装置。按风向调整顶盖方向的机械装置(磨的),但还很不完善。这是按下述方式做成的:通过顶盖的转动,[XIX—1168]风翼随风向调整。安装在滚轮上的顶盖靠杠杆等等来转动(换方向)。在16世纪末叶,为军事上的需要而发明了活动磨,即可以用牛车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的行军磨马车磨畜力磨
  17世纪。有些不以水为动力的磨(手磨)由人一推一拉的连杆获得自己的运动。在这里作用于它们的动力是很不均匀的。为了使运动轻快和更加均匀,(在曲轴上)安装了飞轮。关于飞轮、飞翼和一般飞轮运动的某些理论研究。
  18世纪。用一个水轮来推动两台磨(这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即水轮转动主轴,主轴又转动两个上磨,这样就推动了两台磨自水轮是靠平行轴、齿状传动装置和中间传动装置来对上述两台磨发生作用(参见前文[10])。但是,现在需要更大的动力。发展了关于摩擦的学说。外摆线形轮齿、轴颈等等。
  研究动力本身即水的更好利用,水的调节。测定流动水力的必要性;它的一定数量是否足以达到既定的目标,是否需要全部地或仅仅部分地利用它。关于水的运动、水的速度、水的阻力的理论著作。测定水的速度所用的流量计。总之,首先,动力的测量
  其次,承认水准测量或水位测定(即河流、水溪、水渠等等底部坡降或坡度的测定)是重要的(这种看法早在17世纪就有,而其不完善的形式实际上好像更早)。18世纪出现了水准仪或水准器。
  人工坡降。水槽。从18世纪中叶起出现了水槽理论。上射水轮和中射水轮的水槽形状是抛物线。关于水是以自己的速度还是以自己的重量发生作用的问题。关于水的阻力或压力的理论。牛顿、马里奥特、伯努利家族、达兰贝尔、欧拉等人(测定压力强度的定律)。关于水轮最合理形状的研究。水轮理论很难懂。在这里,实践只是缓慢地跟在理论后面。
  18世纪下半叶。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水磨是靠轻快地旋转①的、顶端开口的圆筒来转动,在这个圆筒的底部装有大量的水平管子,这些管子的顶端封闭着,每一根管子都在靠近管端的地方,从侧面开一个小孔,水能够经过小孔沿水平方向流出。这里的原理是:水对管壁产生均匀的压力。如果水是从它没有遇到阻力的那一面流出,那么在相反的那一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压力得到平衡,因此推动着管子。原理实际上与蒸汽机是一样的,——由于动力平衡的消失而产生运动。
  用蒸汽机推动的磨。与此同时,在这里产生了机器体系。英国伦敦阿尔比昂磨坊的20台磨用两台蒸汽机推动(阿尔比昂磨坊在1791年被烧毁)。
  18世纪末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水磨成为[机器]体系,——不仅利用六台磨的组合,而且沿着梯子自动地(借助于阿基米德螺旋)把谷物送上顶楼,再通过与磨联接的机械把谷物弄净以后,从那里经过磨上的漏斗把谷物倒入磨盘,然后,当面粉冷却时,机器自动把它送到放着面粉桶的地方,并自动装进桶内。这种磨是由托马斯·埃利科特在弗吉尼亚州的奥科库安河上建造的。现在有了磨的自动机器体系。
  [XIX—1169]由于国内河流缺乏大的水力坡降,促使荷兰人(自1579年成为联合省而脱离西班牙)利用凤力。〔在荷兰,完全没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矿。在这里未出现过任何规模的锻工场和冶金工场。〕〔在这里现有的工场手工业中,最完善的是毛、丝和亚麻等手工工场,油坊和锯木厂,造纸厂和染料工厂。早在17世纪末,几乎所有这些生产部门都已达到自己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时起,它们的发展就走下坡路了。〕〔烟草工厂。〕
  美利坚合众国。它同西印度的贸易(谷物和面粉等的输出)。特别是谷物和面粉向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在革命战争时期(1793—1807年等等)增加了。对美国面粉的需求[增大了],(而在此以前,需要它供应面粉的只有西印度)。1791年,美国出口的面粉为619681桶,而1793年为1074639桶。〔在这里也像以前在荷兰人那里一样,最初出现的是与贸易和航运有密切联系的生产部门。〕〔在中世纪极其有限的谷物贸易,在17世纪已具有一定的意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起来。可以说,世界市场范围内的面粉贸易正是美国首先进行的。〕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而水(凤)磨钟表,这是过去传下来的两种机器,它们的发展还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就已经为机器时期做了准备。因此,人们用“磨”[“Mühlen,mills”]这个词来表示一切由自然力推动的劳动工具,甚至表示那些以手作为动力的较复杂的工具。在磨中,已经具备或多或少独立的和发展了的、相互并存的机器基本要素:动力,动力作用于其上的原动机,处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传动机构——轮传动装置、杠杆、齿轮等等。
  钟表是建立在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黎明时期的学术知识基础上的。钟表提供了关于自动机和在生产中采用自动运动的观念。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的历史。在商品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因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要是没有钟表,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
  工场手工业是从手工业中按两种方式产生的:
  (1)简单协作。许多从事同类工作的手工业者连同他们的手工工具集中在同一个场所。这方面的典型是旧的织呢工场手工业和旧的呢绒加工工场手工业。在这里几乎没有分工。即使有,至多不过是在某些辅助工作方面,这些工作部分是准备工作,部分是整理工作。在这里达到的节约,主要是由于共同使用那些共同的劳动条件,如建筑物、取暖设备等,工厂主的最高监督(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特有的要素)。
  在《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二卷中,尤尔谈到:

  “但是,应该指出,手工劳动或多或少地受的损失在于工人任意停工,因此,它所生产的一年的或一周的平均产品,永远不能同由不变的均匀的动力推动的机器所生产的相应产品相比。所以,在家里劳动的织工到周末时所生产的产品,很少能够超过他们的织机在他们加速工作时所达到的那种速度下每天不停地开动12—14个小时所能生产的产品的一半。”(第83—84页)

  这当然是指同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对立的机械工厂。在机械工厂中,机器(原动机)的运动和速度支配人的劳动,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中,情况则相反。不过,这(即使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指同手工业相对立的工场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手工业者多少还是个劳动着的人,而在工场手工业中,他却是自身作为工人属于别人的、并且只是作为工作机而使别人感兴趣的工人。
  [XIX—1199](2)分散为许多独立部门的手工业联合为一个工厂。在手工业生产中已经有分工,但是每一部分工作都是作为独立的手工业进行的。在这里,第一件事是消灭这种孤立和独立。现在与手工业不同之点表现在,特殊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特殊商品,而只是某一商品的组成部分。独特的产品本身不再是商品。一旦从前分散的手工业这样联合起来,它的进一步分工就在自发地形成的工场手工业——它的组成部分过去都是分散的和独立操作的——的基础上发展。同分散的手工业这样联合为工场手工业相一致的是,在大工业中,制造半成品的一类工厂和把半成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的另一类工厂联合起来。纺纱和织造就是这样。这种联合的前提是,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都已经靠机器生产方法来经营。
  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在个别过程中,已经采用机器了。后面这一点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更是如此,工场手工业在个别过程中采用了水力和风力(或者还采用了只是作为水力和风力的代替者的人力和畜力)。但是,这种情况是个别的,不说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的性质,不形成像傅立叶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枢纽”〔184〕。最伟大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属于手工业时期,如同钟表(一种最奇异的自动机)也属于这个时期一样。哥白尼和开普勒在天文学方面最天才的和最革命的发现,同样也属于所有机械观测工具都还处于幼年阶段的时代。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技术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要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
  只要工场手工业使用机器,与之相适应的就是机器制造的手工业方式或以工场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机器制造。一旦机器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它的生产资料(它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本身就应当是用机器生产的。

[机器。工厂制度。工人状况]


  [XIX—1223]在考察工厂在业工人人数的增加时,始终应该区别出下列三种原因:这种增加(a)或是由于使用机器的现有工业扩大了(例如棉纺厂)川的或是由于迄今仍然进行手工业生产的领域从属于机器生产了(特别是,当某种生产如棉纺或棉织由机器进行时,这种机器生产会逐渐推广到纺和织的一切形式);(c)最后,或是由于某些用机器生产的部门进入工厂生产之列,而这些部门以前是不属于工厂的,并且是用手工方法经营的。例如,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中联系上述附表(在这些《报告》中自然没有1861年的材料)写道:

  [XIX—1224]“棉纺织工业中机械织机数的增长〈从1838年往后〉是生产扩大的结果,而不是从前只用手工生产的某种织品现在使用机械力来生产的结果〈可见,这是a项的例证〉;但是,在其他工厂中我们发现,生产地毯、绦带和麻布的织机现在却使用机械力,迄今为止机械力的这种使用是非常有限的。对于这三种产品来说,为了使织机适于使用蒸汽力曾需要进行复杂的经过仔细考虑的改革〈后面这一点是b项的例证>.”(同上,第16页)
  “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直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极为普遍的是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需要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少得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同上,第16页)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男子人数的增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梳毛机的采用,现在‘梳毛'过程十分普遍地在工厂内进行〈可见,这是c项的例证>I而毛纺织厂在业男子所占的比例大,则是因为上浆和加工整理工厂使用的材料笨重,因而工作繁重。”(同上,第19—20页)
  “数字表明,从1835年起,在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大大减少了,而在精梳毛纺织厂,他们的数目却逐渐增多了。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减少的原因应该是.现在迅速地推广使用机器完全排挤了童工〈这是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结果>.目前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的增加,不是由于对未成年劳动的需求增长了,而是近20年来精梳毛纺织生产大量发展的结果……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多——也们的数目比棉纺织厂多一倍一而亚麻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少。”(同上,第19页)

  因为只有丝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是我们在对比1856年和1861年的材料时发现的在业工人数绝对(不仅是相对)减少的工厂,所以这一事实值得更仔细地考察。
  不过,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再从上述报告中摘引关于机器推广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使用机械力的机器推广方面的说明如下。

  “把机械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动力,改进产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了一事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导[XIX—1225],这种改良有时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同上,1856年10月31日的报告第15页)

  同一报告中还说:
  “近年来,任何一种机械发明都没有像‘珍妮纺纱机和翼锭精纺机那样在生产方式上并且归根到底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如此大的改变。”(同上,第15页)

  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XX—1255a](α)首先,这里应该撇开关于利润的一切考虑。凡是在商品价格由于机器代替工人而降低的场合,都会用机器代替工人——无论是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而每当作为机器的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上去的价值部分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追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时,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因为一旦机器代替劳动,不言而喻,分摊到单个商品上的只是较少量的活劳动,或者说,较少量的活劳动会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或比以前多的商品量。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单个商品的价格就降低了,因为它=在商品中消耗掉的机器价值+追加劳动的价值;一定量的活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越大,追加劳动的价值就越小。这里不必说原材料的价值,因为对于新旧两种生产形式来说,它都是不变的。原材料是作为既定量的价值进入这两种生产形式的。
  但是,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按其价值来说]并不大于较昂贵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换句话说,如果同一劳动时间(对象化劳动+活劳动)会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商品,那么,这数量多一倍的商品现在的价值就只等于这个数量的一半以前所具有的价值。通过机器使商品变便宜,这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和过去一样,剩余价值仍然=剩余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但是,因为——使用机器的结果——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所以,这个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总量也减少了。这样,剩余价值要保持不变,就应该相对地增长,也就是,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应当有比以前大的部分构成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较少量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应当和以前较大量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那时,剩余价值仍然不变,但相对来说,它还是增长了,因为工资降低了,从而可变资本也减少了。现在剩余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有较大的部分,这只意味着,必要劳动即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缩减了。尽管剩余价值相对地增长,并且工资降低,但资本家装进腰包的剩余价值并不比以前多,因为剩余价值率仅仅是按工人人数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的;这样,剩余价值量=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的乘积,仍然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在资本既定的情况下,为了让机器的应用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必须绝对地增长,就是说,工人人数少了,但他们完成的剩余劳动量不仅应当和以前工人人数多时一样,而且应当比那时更多。
  然而——撇开机器的应用使熟练劳动成为简单劳动不说———工资下降,只是因为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较便宜的商品进入工人消费,从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变得便宜,即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因而表现为价值较低[XX—1256]的工资。
  但是,第一,很清楚,这种由机器引起的工资下降,并不是和采用机器同时发生的,而只是逐渐形成的,然而,一旦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在价值上普遍降低,剩余价值就不仅在采用机器的部门中,而且还在一切生产部门中增长起来,因为构成劳动能力价值的一个要素普遍减少了。在未来用机器的部门中剩余价值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因为这些部门使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但付给他们的工资却比以前少了。可见,这不可能是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的动机。
  第二,在某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机器只是使自己特殊的产品变便宜;不过,这种产品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项目进入劳动能力的价值或进入工人的消费;这种产品只是根据它形成工人生活资料的要素的比例来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劳动能力的贬值——或者说由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与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比例,或减少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的比例不成比例。
  第三,然而,很清楚,在采用机器后——因而是在采用机器的那些生产部门——,数量较少的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只能绝对地增长到一定的限度,或甚至可以等于采用机器以前数量较多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比如说,假定一个工作日=12小时,而机器用2个工人代替了24个工人,原来剩余劳动是1小时,那么,24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就=24小时,或2个工作日;因此,这也就等于现在2个工人提供的包括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在内的总劳动量。机器越是大幅度地减少一定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就越不可能使余下的那部分工人比被排挤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量,或和被排挤工人提供一样多的剩余劳动量,无论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
  但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在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首先在特殊的生产部门中采用机器的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少。所以,他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因此,只要机器还没有在该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即使低于社会价值,仍然可以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工人的劳动表现为高于平均劳动的较高的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也就具有较高的价值。所以,实际上,对于采用机器的资本家来说,数量较少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比数量较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更多
  假定2个工人代替了12个工人。这2个工人生产的和12个工人生产的一样多。12个工人每人应当劳动1小时的剩余时间,因此,全部剩余劳动时间是12小时。如果资本家现在按原有的全部劳动时间24小时(其中22小时是必要劳动,2小时是剩余劳动)+被排挤掉的10个工人的全部剩余时间10小时来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产品中的原料价值量仍然不变。假定每年进入产品的机器损耗(为了进行对比,还必须从产品中扣除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损耗)=排挤了10个工人的机器的110〔185〕以前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总额等于12×12小时=144小时+原材料+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损耗。用机器生产的产品的120价值总额则=24小时+10小时+12010=12=46小时。因此,单个商品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都可以不去考虑原材料。可见,从24小时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资本家获得12小时剩余价值。〔186〕换句话说,2个工人每人给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都和以前6个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结果就等于资本家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6小时,他用半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就购买整整一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采用机器所造成的一定量资本推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即构成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恰恰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趋势,即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趋势,也就是,迫使原来每天只劳动12小时的2个工人比如说劳动16或17小时。由于机器的特点,这一趋势获得了各种可能的实现条件,并且除了上述动机外,这种趋势又引起了新的动机,这个新的动机在以后(在谈到利润的时候,并且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决定)再加以论述。
  [XX—1257]一旦本部门普遍采用机器,从而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了,那么,用绝对延长工作日的办法来增加由于工人人数减少而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的上述趋势,自然就会增强,从而,从人数已经减少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绝对劳动量的趋势就会增强。
  一旦这种趋势受到一定限制,并且正常的工作日确立了,就会产生增加劳动强度和把这种强度较大的劳动当做高于简单劳动水平的劳动使之增殖的趋势。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187〕
  至于机器会引起它们所使用的工人工资的直接降低,例如,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的[就业]需求增加了,机器就使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考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属于工资学说。〔188〕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得到了支付,因此,工资下降,仅仅是由于劳动能力贬值,或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变便宜。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平均工资的价值降低了,而只是工资降到工资原有的平均水平以下(表现为使用价值量),即平均水平本身降低了,也就是劳动价格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
  当然,下列各点是属于这里研究的问题:
  第一点。资本通过直接剥削那些不得不为自己挣工资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得了工人全家更多的劳动量,——首先,一定量人口供资本可剥削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因而,从这个工人人口中可榨取的剩余劳动量也增加了,其次,成年工人的劳动能力贬值了。从前,他的工资是能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他的妻子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家劳动,孩子们只有长得更大些以后才开始自己去挣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成年的一家之主的工资不仅不需要妻子儿女的补充劳动就能养活他们,而且还能负担发展他们的劳动能力的费用,而由于采用机器,这种发展几乎等于零。
  相反,现在妇女和儿童不仅要再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同时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劳动量——必要劳动+剩余劳动——,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才能为全家挣得原来的平均工资
  第二点。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能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能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能力的总量就贬值了。
  所有这一切都指的是用机器来操作的工人。以后我们将谈谈那些不得不同新的机器工人或在已改进了的机器上操作的工人进行竞争的工人。[11]
  (β)现在我们还必须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机器的作用同分工和简单协作的作用有多大差别,第二,机器对被它所抛弃、所排挤的工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劳动的结合的特点是t它们缩短了生产商品的必要时间,从而也减少了生产一定量商品(以及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过,只有在机器生产中和在以使用新的发展的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中,才能用一部份不变资本(重新成为劳动资料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去代替工人,并且工人过剩的形成,普遍地表现为十分明显的和有意识的趋势大规模发生作用的趋势。在这里,过去劳动表现为代替活劳动或减少工人人数的手段。在这里,人的劳动的这种减少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
  (实际上,只有在机器生产的商品作为生活资料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劳动能力再生产的要素时,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由于在最初阶段,在普遍采用机器以前,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XX—1258]是和它们的社会价值有差别的,由于单个资本家把这一差额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
  只有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工人才把资本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当做与工人本身,即与活劳动相对抗的原则,而开始同它进行直接的斗争。工人破坏机器和普遍反对采用机器,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首次宣战。在实行简单协作和分工的情况下是看不到这类现象的。相反,工场手工业范围内的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了各种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我们在这里从行会和中世纪劳动组织方面看到的唯一反对措施是: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超过所规定的最高限额,至于不是师傅的单纯商人则根本不准使用工人。这种反对措施的矛头本能地指向唯一可以使手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基础——也就是许多工人在一个师傅的指挥下进行协作——,同样,也指向大规模生产,虽然这种大规模生产所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力,以及活劳动的贬值或甚至被过去劳动的产品所代替,所有这些在这里还不可能被意识到。
  分工和简单协作从来不是直接建立在取代劳动或造成工人过剩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的基础一方面是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这种集中而形成的活的机器或机器体系。的确,这样就造成了劳动的相对过剩。例如,如果有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有30个工人劳动,他们所生产的锁比30个独立劳动的锁匠所能生产的多x倍,那么,这时不仅独立劳动的锁匠将在他们不得不与手工工场竞争的地方被排挤,而且要增加锁的生产,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按比例增加锁匠的人数了。但是,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由于资本和科学的应用而被排挤,倒不如说表现为行会师傅和他们的帮工变为资本家和工人。前一种形式较为少见,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出现的,决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门,而且它们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要开始发展的时候。更晚一些时候和机器一起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即使还只能局部地使用机器,但却以使用机器为前提,这种工场手工业是以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和不断更新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
  因此,亚·斯密还能把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和工人人数的增加看成是一回事。(见有关引文〔189〕
  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基本的形式始终是,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减少了,因为劳动量减少了,或者说,同一工人人数所生产的东西更多了(从而在扩大生产时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对减少了),但同时,为了造成生产力的这种相对提高,必须使用更多的工人。在这里,可以觉察得到的和看得见的形式,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减少,而不是所使用劳动绝对减少,因为,在这里,基础始终是活的工人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戴。这尤其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正是在需要、进入交换的商品量和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相对的世界市场)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看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同手工业生产进行斗争,而决不是同雇佣劳动本身进行斗争,后者最初只是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被广泛采用(在城市中)。
  在这里,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但只是由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并且根本上是由于工业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同手工业和农业的家长制生产分开了。但是,在这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的基础,始终是工人和工人专门技艺的提高。当然,在与工场手工业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情况却完全不同。这种农业一开始就造成了机器生产[在工业中]所造成的同样后果,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实质上只是由于在这里(无论是在把耕地变成牧场的场合,或是在使用优良的工具和马匹的场合)也和在机器生产中一样,过去劳动成了代替和减少活劳动的手段。
  [XX—1259]机器,相反
  在以机器为基础建立起新的生产部门的地方,当然谈不到用机器代替工人。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能发生在机器已经推广,即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无论我们把这些新部门的产品同机器排挤了人的劳动而生产的商品相比,或者同取代了原先完全用手工劳动生产的商品的那些商品相比,这些新部门的规模都是微不足道的。
  最先使用机器的总是那些原来使用手工业方式或工场手工业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因而机器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一般生产方式的革命机械工厂一旦建立,不断地改进机器就成为目的;这种改进,或者使工厂中那些尚未从属于机器体系的环节受机器体系的支配,或者减少在业工人人数,或者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最后,或者比工场手工业更大程度地(因此工人是直接感觉到这点的)提高同一数量的工人的生产力,从而相对地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
  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不是相对地缩短单个工作日,缩短它的必要部分,而是缩减工人人数,即缩减由许多同时进行的工作日组成的总工作日,缩减这个总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定量的工人当做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更不用说消灭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引起劳动能力的贬值了。过去劳动——以及劳动的社会循环——在这里被有意识地当做使活劳动变为过剩劳动的手段。在另一种形式中,必要劳动时间是发展剩余劳动的基础。在这里则相反,人们盘算的是如何通过占有一定量的必要劳动来获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
  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成为完全的矛盾,因为,资本不仅是使活的劳动能力贬值的手段,而且也是使它变为过剩的手段:或者对于一定的过程来说使它成为完全过剩的自或者在整体上把它缩减到最低数量。在这里,必要劳动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人口。
  前面〔190〕已经指出,资本如何因此在实际上——违反自己的意愿——减少一定资本可以生产的剩余劳动量。而由此又产生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迫使相对说来数量不大的、真正在机器上操作的工人去完成最大数量的绝对剩余劳动,也就是扩大绝对工作日。
  因此,大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们〔191〕反对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占优势的一种偏见,即认为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似乎符合国家——在这里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反,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减少生产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和制造过剩人口。
  (γ)对于工人来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消灭他们的专长和使他们的劳动能力贬值,而且还要消灭经常变动的那一部分工人的唯一商品——劳动能力,这一劳动能力由于机器[的采用]而成为过剩的s这或是由于一部分劳动完全由机器完成,或是由于看管机器的工人人数大大减少,而那些与机器竞争的属于过去生产方式的工人破产了。这些工人生产商品的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已不再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的劳动在16—18小时中所创造的价值仅仅是[XX—1260]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只要6或8小时的劳动就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由于劳动时间延长到超出一切正常界限,同时劳动时间的报酬减少了——因为价值是由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这些工人就同机器展开斗争,并且一直斗到自身被毁灭。(见补充笔记本中关于织布工人的例子〔192〕。)
  可见,机器一方面具有不断抛出工人的趋势,——无论是从机械工厂本身中抛出,还是从手工业企业中抛出,——另一方面机器还具有不断吸收工人的趋势,因为,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剩余价值只有靠增加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办法才能提高。对工人的这种吸收和排斥,因而,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是特有的现象。
  在罢工中还出现这种情况:应用和发明机器是为了同活劳动的要求直接相对抗,机器成了压制和破坏活劳动的要求的工具。(见李嘉图关于机器和活劳动之间不断对立的论述〔193〕。)
  因此,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劳动的客观条件——过去劳动——与活劳动相异化的情况,这种异化是直接的对立,也就是说,过去劳动,其中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直接表现为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专制制度和军事纪律。
  因此,在这种形式中,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在形式上改变劳动过程,而且使劳动过程的全部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发生变革,资本在这里不仅表现为不属于工人的劳动物质条件,即原材料和劳动资料,而且表现为同单个工人相对立的工人共同劳动的社会力和形式的化身
  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自动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157〕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奠基石已经埋好。死劳动被赋予运动,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在这里,协作不再是整个工厂的活的相互联系的基础,而是机器体系构成由原动机推动的、包括整个工厂的统一体,而由工人组成的活的工厂就受这个统一体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人的统一体就获得了显然不依赖于工人并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形式。
  现在还需要引述的,一方面是尤尔和其他人的著作的有关部分,另一方面是某些关于科学和自然力的论述。
  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挤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些被排挤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例如,假定50个工人中有40个被排挤出去,这决不妨碍现在在新的生产水平上把这40个工人重新吸收进来。但是,要更详尽地考察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而这不是这里所要分析的。经济学家们念念不忘地要证明,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大工业最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这是很可笑的。他们最初想证明机器是好的,因为机器节约劳动,后来,又证明机器仍然是好的,因为机器不节约劳动,而是使在一个地方被它代替了的手工劳动得以在另一个地方又作为手工劳动被使用。[XX—1261]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了安慰工人,特别列举出那些不用机器完成的、但却由于使用机器而成为必要的辅助劳动。可见,这种安慰无非是说,机器仅在表面上消除沉重劳动,实际上机器不过创造出同这种劳动的旧形式并存的新形式。换句话说,既然这里涉及的是在机械工厂中工作的工人,那么,这种安慰无非是说;尽管有了机器——并且尽管由于使用机器而使单个[机器]工人遭受的折磨加重了——,但是,注定要担负上述沉重劳动的工人人数却在增加。然而,这里不是更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要求对资本的现实运动进行研究,而在这里这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在上面引用的例子已足以把这种情况说清楚,即机器可以从两个方面起作用。这里同样也没有必畏更详尽地说明,机器不仅暂时地而且绝对地造成人口过剩的这种趋势怎样在农业中必定取得优势。
  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
  试问,既然全部劳动,无论是机器直接完成的劳动,或是被机器当做前提条件的劳动,自始至终应当〈以前未使用机器时所生产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使用机器——撇开资本和劳动的游离不说——,怎么能够直接使新的和更多的劳动成为可能呢。例如,尽管机器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未用机器时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生产1码麻布,现在用机器生产1000码,可是,劳动,即消耗在亚麻的栽培、运输以及一切中间工作上的劳动,却没有什么增加。这种劳动的增加不是发生在1码麻布所包含的劳动量上,而是发生在同织造本身无关的大量准备工作上,1000码所需要的这种准备工作,不管就劳动的准备过程来说,还是就流通过程(运输)来说,都不同于1码所需要的准备工作。由于用机器操作,每1码麻布变便宜了,虽然1000码麻布所推动的辅助劳动是过去1码所推动的辅助劳动的1000倍。
  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
  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并不提高产品的价值,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只要这些商品参与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劳动能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只有在大规模地应用机器,从而工人相应地集结,以及这些受资本支配的工人相应地实行协作的地方,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应用这种自然力。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并入资本—一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传统的手艺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头还没有分离。
  豪威耳先生(工厂视察员)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53[—54]页中说:

  “按照这方面很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显然,工厂中的劳动是不需要智力有很大发展的一种沉重劳动。”

  他还引用了厂主自己的以下说法: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噩噩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工人六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194〕

  (关于工厂这个词,在1844年工厂法的解释条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第七年通过的工厂法第15章第73条)中说:

  “工厂一词……应指可以在其中或在其院内使用蒸汽、水或其他一切机械力来推动或运转机器,以进行棉花等的预先清理,加工,或整理,或从事与制造有关的任何过程的一切建筑物和房屋……”〔195〕

  在这里,在给工厂下定义时,是以棉花、毛、鬃毛、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絮为对象的,这种情况当然只有局部意义,同工厂的实质无关。)
  在这里,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被说成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况且,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因此,随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较高级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XX—1263]另一方面,下述两种情况也是明显的: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这一发明〈铁人〔157〕)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140页)

  非常可爱的是,尤尔在这里告诉我们,科学为资本服务,就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据他说,由罢工引起的发明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同一个尤尔又向工人呼吁:

  “上帝给改良的进程规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肉体的职能从牲畜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让工人有空闲时间运用自己的智力去思考自身永恒的利益。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3页)

  尤尔在这里直率地向我们宣称,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就是这个尤尔又说:

  “机械物理学使社会普遍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在改善人类命运方面所蕴藏的手段,人们很少注意;可是,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甘受富有的资本家的支配,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并要求工人以过高的速度劳动。”(同上,第1卷第10页)

  在官方人士中,尤尔实际上最正确地表达了工厂制度的精神,即整个现代工业的精神,因此,在这里我们想把他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作一简短的对比。

  “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他们同自动机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根源。”(同上,第13页)

  真正的机器工人的这些助手,似乎不是工厂制度的必然产物。”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的工人的任务归结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如果把他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30、31页)
  “因此,这种对能力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况—一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平均分配劳动的条件下,这一切通常是不可能存在的。”(同上,第34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人的劳动,或者说,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同上,第[34—]35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XX—1264]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生产过程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同上,第30页)
  “为了适应劳动等级制,要经过几年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某些机械操作,可是,在自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同上,第32、33页)

  尤尔对我们说,使用机器的一贯目的,是使劳动贬值和用粗工的劳动排挤有技能的劳动〔因为现在技巧己转移到机器上去了,而且机械技巧的应用代替了单个工人的知识〕,随后,他指出机器的优越性之一是:

  “机器用十分完善的劳动代替了几乎没有技巧的劳动.”(同上,第46页)〔196〕

  在同一个地方他还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即不是工人应当劳动的时间,而是完成更多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劳动〔这是不对的,随着机器速度的加快,劳动强度增大了〕和产品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46页)

  机器迫使工人连续劳动

  “同样,要使他放弃过去那种随意中断它〈劳动〉的特权,因为这种中断会打乱整个企业的进程。”(同上,第2卷第4页)

  尤尔告诉我们,机器生产的趋势是使劳动过剩或者使劳动贬值,然后接着说:

  “他们不应该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抱怨自己主人的兴旺,并采取极端手段以图阻止进一步的兴旺,他们应该心怀感激之情并且为了切身利益而对在他们协助下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业制度的发展比以前还要迅速,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比以前还要大。”(同上,第5—6页)

  这样说来,工人举行罢工等等就害了自己;因为他们妨碍了机械工厂的更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尤尔又反过来责备工人,说他们的罢工、联合等引起了各种发明和扩大了工厂制度,加速了这个制度的发展,因而害了自己。(在前面他说,工人应当放弃”中断劳动的特权”。现在他声称”工厂劳动似乎是连续不断的”(同上,第50页),这种说法是撒谎。因为他认为看管机器的劳动不是劳动,只有工人用手指操作时才是劳动。)

  “对大不列颠各工业城市的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器的改良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至少机器的利用只是逐渐普及的。”(同上,第68页)

  一方面,尤尔大肆颂扬由于工人的联合和罢工而引起的发明,指出它们大大发展了工厂制度——生产力,同时它们使这一制度完善化。例如,尤尔把铁人〔157〕颂扬为

使劳动阶级恢复秩序和使大不列颠保持棉纺织工业帝国这种地位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

  在印花厂中应用机器(染色印花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同上,第141页)

  (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
  尤尔详尽地说明,工人由于自己的反叛而“加速了”工厂制度的发展,从而使自己毁灭。

  “这种反叛表明[XX—1265]人们的目光短钱,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刽子手。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2—143页)

  尤尔还证明,“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在资本与劳动的一切冲突中虽然迫使工人“无条件投降”(同上,第142页),并保证资本享有”合法权利”,来充当工厂头脑并把工人降低到工厂的没有头脑的、没有意志的肢体的地位,然而资本招募来的科学并没有被用来压制“被压迫阶级”。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机器大生产和农业]


  [XX—1277]在工业中,工人被抛向街头是断续的,而在农业中却是经常的。关于现代农业,琼斯说: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500英亩(也许还要多)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现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1831年伦敦版第191页[Zh.23])”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Zh.23])

  马、役畜等也是属于农业上使用的机器。这种机器(和仅仅消费煤的机器不同)本身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
  西尼耳托伦斯等等先生们断言,用来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机器,总是使工资提高。
  西尼耳说:

  只有在两种场合,一般工资率才会由于使用机器而降低:“{第一,]制造机器所用的劳动,就是原来用于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劳动,第二,机器本身(如马、役畜等等)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而且这种机器所消费的商品数量,大于它本身所生产的商品数量。”(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40页)

  [XX—12781托伦斯也说:

  “机器工作,但并不吃饭。机器在排挤劳动和消除对劳动的需要时,同时也就排挤了即消除了对劳动赖以生存的实际工资的需要,即对食物和衣着的需要。维持劳动的总基金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39页[Zh.23])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建立在对可变资本的错误认识上的。可变资本,从它的物质要素来看,实际上是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即生活资料。但无论如何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说,这些商品或生活资料一定要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可变资本,好像工人人数和生活资料总量之间存在着固定的比例似的。(甚至李嘉图有时也犯这样荒谬的错误。)上述的生活资料也要被其他阶级消费,而且可能消费得更多。这些生活资料可能被非生产劳动者(士兵、仆人等)消费。它们可以用来出口和换取奢侈品。制造必要的因而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产业部门生产效率越南,生产完全不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工人就越多:在这些部门中机器对工人的排挤越厉害,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其他部门的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低。

  “从前资本耕种每英亩土地花费5—6镑就够了,但是现代高水平的农业要求花费的数额几乎增加一倍。”(威·约翰斯顿《英国状况》1851年伦敦版第1卷第14页)

  麦克库洛赫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本书(《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66页)中说:

  “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这里假定机器属于工人。

  “在工厂中……资本和土地所占的比重比劳动和技艺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得到的纯收入也多得多。但是机器的或资本的这种优势本身又引起了在其他过程中,即在维修工厂和维修机器以及建立新的工厂和制造新的机器等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和技艺的必要性等等…… 几乎在从事创造生产资本的每一个部门中,勤劳都占优势…… 如果我们看一下用来生产贵重饰物其他奢侈品对这些物品的需求是由资本利润产生的)的手段,那么就会发现,这些物品的价值几乎完全由劳动和技艺所提供的服务构成……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技艺(在服务和收入中)所占的优势,引起了在另一个或其他几个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的必要性,反之亦然…… 增长了的资本利润〔197〕引起了大量的欲望,从而增加了对具有可消费形式的价值的需求和创造。”(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98页及以下几页)

  这话有一部分是说对了。大生产有可能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一方面投入奢侈品的生产(这里的劳动报酬有时更低:),另一方面投入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的固定资本(铁路等等)的生产。
  农业中不同的生产率。

  “在大不列颠,小麦生产每英亩约32蒲式耳,在法国,根据官方统计,平均只有14蒲式耳,很少超过20蒲式耳。可见,法国比大不列颠花费的劳动多一倍,收获却少一半。在爱尔兰也大体如此。”(《经济学家》1851年11月8日[第1231页])

  在英格兰,17的农民是独立农民和帽贫农〔198〕17是租地农场主,57是农业工人。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中] 113是雇工人的,613是小屋贫农,613是工人。在英格兰,28%[XX—1279]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在爱尔兰是63%。不过,爱尔兰一英亩土地收获的产品只有英格兰的一半。(《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1836年第3号报告[Zh.5])[12]
  可见,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比英格兰多一倍,而生产出来的粮食却少一半。爱尔兰的劳动生产率只是英格兰的劳动生产率的14。(见附年《经济学家》)

  “没有知识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199〕在发达的社会中职业和劳动本身进一步分为不同的种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同劳动已远远地分离,以致应该对知识进行单独考察。”(威·汤普森《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2页)
  “科学未来发展的希望,正是随着科学的传播而增大的。”(同上,第275页)
  “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劳动和科学是互相伴随着的,因为两者都很简单。”(同上)
  “搞科学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不再是劳动的助手,不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劳动相对立…… 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力的占有者到处都力图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 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同上,第274页[Zh.33])

  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

  “工人与工业企业主的联合是真正的协作。”(亚·拉博尔德伯爵《论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131页[Zh.55])

  这位拉博尔德还是经济谐和的一位真正发明家。此人没有给自己提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性质的协作〔200〕

  “十个农民家庭被赶走了,为的是在新的制度下让位于不是农民的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只是运用自己的资本和知识来参加生产,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的状况越好,为他完成田间劳动的人的状况就越糟。前者保有运用意志、选择和知识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他不承认自己的工人和奴仆有这种权利。他所要求于他们的,只是运用他们的肌肉力,并且尽可能把他们降到机器的水平。”(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130—]131页[Zh.55])
  “物质世界的知识和在劳动中运用这种知识的本领,这是财富的源泉。”(《经济学家》l851年8月30日[第953—954页])

  18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进步和发现,无论在英国、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了相同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是这样。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当时,特别是英国的农业关系和殖民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运用资本和劳动设置障碍或消除障碍的一切措施〔因而也包括民政设施、治安保证、运输工具等等),都必然影响生产,即使工人人数[XX—1280]和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55页[Zh.73])

  在小生产的制度下,在劳动中对生产者有帮助的

“只是为了生计而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所能掌握的那种知识和那样一种数量的机械力”.(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l852年赫特福德版第43页[Zh.77])〔201〕
  “在[最近]两个世纪,科学进步和科学所使用的仪器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各国的工业队第2部,1855年伦敦版第286页)
  “实际上,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以前,特别是在化学实验中,贵重的和复杂的仪器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这里许多事情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观察能力和综合能力。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科学家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自己的仪器。”(同上,第288页)
  “化学天平的不灵敏、透镜结构的缺陷、温度计分度不准确或经纬仪的圆周分度不准确,都损害了用这些仪器避行的一切实验……当代物理学达到了杰出的地位并在继续进步,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产哲学仪器〔202〕时的惊人的精确性和技巧。”(同上,第289页)

  另一方面,物理学对生产也产生了影响。

  “蒸汽机和电报的创造应归功于物理学——这些发明完全是物理学的产物。”(同上,第290页)

  据认为,用脱粒机脱粒同普通手工脱粒相比,谷物的损耗要少212%。〔203〕因此,几乎对于所有的机器都可以说,由于加工技术高,用同样的原料,机器生产出的产品量比手工劳动用不完善的工具生产出的产品量要多。(利用废料,把破布等等重新变为原料。)[13]

  农业的改良方法。“例如,把休闲土地改为播种牧草,大规模地种植甜菜,(在英格兰)于乔治二世时代开始种植甜菜。从那时起,沙地和无用的荒地变成了种植小麦和大麦的良田,在贫癖的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增加两倍,同时也获得了饲养牛羊的极好的青饲料。采用不同品种杂交的方法增加性畜头数和改良畜牧业,应用改良的排灌法,实行更合理的轮作,用骨粉做肥料等等。”




[1] 原稿如此,似应为1839年。——编者注

[2] [V—204]接第203页。下列资料大体表明,随着最近20年来工业的进步,工厂生产的各部门中的工资大大下降了。
  印花业、染色业和漂白业(每周工作60小时)
             1839年      1859年
染料研磨工……………………35先令      32先令
机器印花工……………………40先令      38先令
工   长…………………… 40先令      40先令
木板刻工………………………35先令      25先令
木板印花工……………………40先令      28先令
染色工…………………………18先令      16先令
洗涤工和壮工……………16和15先令   16和15先令

  花纹染色业(每周工作61小时)
             1839年      1859年
浆纱工…………………………18先令      22先令
漂白工…………………………21先令      18先令
染色工…………………………21先令      16先令
整理工…………………………21先令      22先令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32页)

[3] 塔夫内尔的著作中是:35。——编者注

[4] 在此后的两句话的旁边,马克思画了一道坚线并写了“固定资本”几个字。——编者注

[5] 马克思在这段话的旁边画了一道竖线并写了一句话:“用贷款支付改良机器的费用”。——编者注

[6] 自本段起以下几段的旁边,马克思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利润”两字。——编者注

[7] 马克思在第XIX本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着:“1863年1月”,并注明这一笔记本是“第V本笔记本的继续”。——编者注

[8] 在这句话的旁边马克思用铅笔写了一个批注:“在所有季节性的部门中”。——编者注

[9] 西徐亚人——希腊作家对公元前7世纪至1世纪居住在黑海北岸的居民的总称。——编者注

[10] 见本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5页上引用的波地《工艺学历史》第145—155页的引文。——编者注

[11] 见本卷第353—354页。——编者注

[12] 《爱尔兰贫困阶层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3号报告,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向议会两院提出》1836年伦敦版。——编者注

[13]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这段话的旁边画了一道竖线并写了“利润”。——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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